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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把“廉”和“政”分开的另一种土著心态却恰恰相反，只看“政”不顾“廉”。有
个土著曾跟我说：“妈的！只要这个官儿把咱们的生活搞好，把经济搞上去，他坐啥
‘奔驰’，哪怕他坐‘桑塔纳’呢（这个土著以为‘桑塔纳’比‘奔驰’高贵）！他要
高兴，咱们还愿意用人抬轿子天天抬着他去上班。至于玩女人嘛，咱们县上至少有二十
万女人，他一天玩一个，一年也才三百六十五个，够他玩的！”我瞠目以对，不知再和
他说什么，因为他的头脑里恐怕还没有现代政治中“廉政”这一概念。
头脑里没有“廉政”概念的土著非常普遍。办点事要请客送礼，和结婚过年时要招
待亲朋好友一样成了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民间。假如我持反对态度，定会遭他们的白
眼，我倒变成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了。而他们对收礼的官员，内心里也决没有一点蔑视，
认为收了礼就是“受贿”，不收礼就是“清廉”。只是在官员收了礼却不办事的情况下，
土著们才有点抱怨。你如不信，可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某些节目与所谓“法制
文学”的某些文章，很多制造假药、销售伪劣商品的人和贩卖妇女儿童的人，当记者问
起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法”，不是很多犯人都回答“不知道”么？问起受害者，受害
者也不知道受了害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申诉，好些人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害。这不由得
常使我感叹，我们国家是最最重视“政治学习”的，四十多年来全国花在有组织的“政
治学习”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但我们“学”的东西跑到哪
里去了呢？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呢！“学”来“学”去，结果是全国有近四分之一
的文盲和更多的法盲及科盲。
什么叫廉政？“不知道！”
其实，官员收了礼，是愿意给你办事，不收礼，便是不准备给你办事的表示，已是
人人心中有数的了。有人说这种歪风邪气是改革开放后搞市场经济才出现的。可是土著
们不这么看。和我一起曾在农场劳动的土著说，“你忘了？那阵子，男人入党要请客喝
酒，女人入党要把身子贴进去；男‘知青’不提着北京二锅头就迁不成户口，女‘知青’
不跟书记睡觉就上不了大学哪？”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至今仍有人留恋的“文化大
革命”的产物，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余韵。至于说是不是“量变发展到质变”了
呢？请听土著们的比较：一个土著说，“物价涨了嘛！这会儿的一万块钱，也就相当那
会儿的一百块钱。再说，现在婊子遍地都有，找个婊子来跟管事儿的睡，总比把自己的
老婆送去好吧！”土著们并不认为目前更糟，好像现在比过去还有进步似的。
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
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
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
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不错，“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连
自己的家都没有“齐”，逞论“治国”？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
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小说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
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
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看到报纸上登某某官员拒
收贿赂，有的还有确切的数字——“拒收二十一次，共三万七千二百元！”土著们就对
此大有怀疑：“每次贿赂给他的钱他都先数了再还给行贿者？”“他怎么不把行贿者当
场抓起来交给公检法处理？以致人们一次次地向他行贿。”“这三万多是他报的，还有
没报的呢？”等等。有个较为富裕的土著个体户跟我聊天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
怕！”我奇怪地问，廉政对你只有好处，那是针对干部的又不是针对你的，你怕什么？
他说，“干部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
对于咱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我要办的事也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又
不是犯法的。我只求办得快一点，顺当一点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
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自以为有点政治常识，也跑过外国，领略过些许现代国家的行政规范和风土人情，
但面对土著们这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我也不知如何“教育”是好。有时想，这就是“中
国特色”和“国情”吧，不如随大流图个顺利，逆潮流而动必然四处碰壁；有时想，要
在中国解决廉政问题及树立廉政的观念，恐怕还要从更深层处着手吧。
…
边缘小品 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
作者按：从所谓“文学新时期”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文学界总把能不
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甚至有“诺贝尔情结”
的说法。一个诺贝尔奖，使多少中国作家梦魂萦绕，有的人还专为奔这个
大奖写了许多中国读者读得龇牙咧嘴、外国人看了也其明其妙的作品。但
真正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持人面谈过、多少了解点“第一手材料”的中国
作家大概极少，而我却有此机缘，还可说是在中国作家中与诺贝尔文学院
接触最早的一人。此文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严文井老师是我们中国作家
访问北欧代表团团长，文夫兄和我是团员，陪同的翻译是作协外联部的何
滨小姐。十几年过去了，评判诺贝尔奖的主持人已有更动，可是诺贝尔文
学院楼台依旧，传统未变，也没有搞过任何“体制改革”。我想，把这篇
文章再次发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拜访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是我们北欧之行的
一项主要日程。
瑞典文学院在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在北欧来说，内部不能算堂皇。我们从侧门进去，
立时感到很阴森，仿佛进入了一座古堡。踏着没有铺地毯的花岗石楼梯上到二层楼，才
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从大窗户透进来。楼梯口是衣帽间，脱了大衣，经过长长的走廊，
又经过靠墙陈列着许多精装书的图书室，才到文学院秘书长俞连斯登办公的地方。
俞连斯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个子不高，红润清癯的脸，花白的头发很整齐地
梳向脑后，穿一身黑色的老式西服，完全是上一个世纪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就是在决
定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件上签字的人。也就是说，谁获得诺贝尔奖，谁不得诺贝尔奖，
大部分的决定权在他手上。
寒暄已毕，他先向我们介绍瑞典文学院的历史。瑞典文学院建在一七八三年，是至
今仍被瑞典人怀念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建的。当时，完全模仿法兰西学院的建制，主
要任务是发展瑞典文化。因为瑞典语言的发展和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就着手
编订瑞典文辞典、从瑞典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编到最后一个字母。它就是我们在长廊的
一间图书室中看到的那些书。那些书在他们历史上的意义，很像我国的《永乐大典》。
可是他们的辞典保存得很好，而我们的《大典》却散失殆尽。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一项附属工作。俞连斯登特别强调“附属”
这个词，我个人的感觉，他有一种要表现出瑞典文学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的语气。他说，
承担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从一九○一年开始的。在当时，就有院士不赞成揽这一个差事，
觉得由瑞典来承担世界性的文学评奖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也不是瑞典文学院该做的正经
事，因为各项诺贝尔奖金完全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崇高。后来终于接受了（为什么
又接受了此项工作，俞连斯登没有说，我个人估计是为了可以多得到些经费支持）。而
一旦接受了此项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他说，你们过一会可以去参观这
座图书馆。
瑞典文学院有十八个院士，一半以上是作家，其余的是语言学、人文科学的教授。
院士由选举产生。学院的一切事务政府无权干涉；在瑞典，各学院都是独立机构，不隶
属于政府某个部门。院士一律是终身职，不受任何一届政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政府
由哪个政党执政，院士都不随之进退。不过，政府也不提供一文钱的经费，学院的经费
完全由私人资助。诺贝尔基金会提供了学院的日常费用（这是关键之所在）。
这十八个终身职的院士又选出“五人委员会”、由这“五人委员会”来决定谁能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的文学家组织都有权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候选人，学院每年要
收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名的候选人名单。这时，文井同志问，我国的巴金和艾青是不是在
名单上。俞连斯登说，“在名单上。还有一个中国作家，叫沈从文。”文井同志又问，
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俞连斯登笑了笑说，“这是绝对保密的。我只能透露一
件事，就是今后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将偏重于中东和远东国家，因为这些地区的作
家近年来还很少得奖，但这些地区的文学最近有了很大发展。”
俞连斯登又说，年的名单上，有许多是多次被提名的人。事实上，要做到公正是很
困难的（说到这里，他带着歉意的表情）。因为不管“五人委员会”也好，十八院士也
好，他们不能读绝大部分推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