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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已至，亦愿本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尽一分之天职。自明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新文学，并输进新文学应有之常识。面目既已一新，精神也当不同。”
第五则启事则宣布：“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讲先生之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郑振铎，明心，庐隐女士，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
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沈雁冰在他执笔的《改革宣言》中写道：“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介绍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一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资料。”但是，“就国内文学界的情形言这，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所以“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这个宣言，第一次在中国新文学界高高地举起了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旗帜！
第一号刊出了周作人、沈雁冰的论文和评论，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的六篇创作，耿济之、孙伏园、王统照等人的译人，以及郑振择的“书报评介”和沈雁冰自己写的“海外文坛消息”。
《时事新闻》副刊《学灯》的主编李石岑读了这第一号，写信热情赞扬，并提出了一些希望。
沈雁冰写信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还在萌芽时代。我们以现在的精神继续做去，眼光注在将来，不做小买卖，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点影响出来。”并且说：“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作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
这，就是新文学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的沈雁冰的抱负：让中国的新文学走向世界！
《小说月报》革新后，销数直线上升：5000──7000──10000，……商务印书馆地各地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商务印书馆的顽固派老板长期来憎恨新思想、新文学，此时竟在金钱驱使下屈服了。
十一、反击“礼拜六派”
沈雁冰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支持下，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办得生气勃勃，吸引了社会各界读者，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
鸳鸯蝴蝶派文人不甘心失掉《小说月报》这个地盘，他们或撰文发难，或暗中诽谤，扭成一股势力向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沈雁冰个人发起了攻击，企图夺回《小说月报》的编辑大权。
这样的攻击，是沈雁冰意料中的。不过，他心里仍很苦恼。1921年9月21日，他给周作人写信，叙述了自己的心情：“《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来好笑的是因为第1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搅了这捞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
后来，沈雁冰又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因为编译所长高梦旦不同意，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
1921年夏，高梦旦因自己不懂外文，主持编译所事务感到力不从心，征得张元济同意，到北京去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于7月来到上海，但他说要先了解一下编译所情况，再作决定。第二开，他在编译所会客室轮流“召见”所内的高级编辑和刊物主编谈话。
沈雁冰也被“召见”。他从来没见过胡适，但他早从陈独秀那里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因此不胡适让他坐下后，他只回答胡适的询问，不想多谈。他观察胡适，只觉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他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心想：“这倒象征了胡适的为人。”胡适经过一番了解，不愿担任编译所所长，就推荐王云五来。他说：“王云五既有学问，也有办事才能，比我强得多。”据茅盾分析，胡适自己不干而推荐王云五，“他一方面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是他可以操纵的。”商务当局的保守派对王云五很中意，沈雁冰和其他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编辑则看不起他。
1922年7月，沈雁冰写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批判“礼拜六派”。当时一些专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中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滥调。因此人们称这派作家为“鸳鸯蝴蝶派”。又因为这派作家发表作品的最老的刊物是《礼拜六》，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礼拜六派”。《小说月报》在革新之前发表的小说，都是“礼拜六派”的作品。茅盾当了主编之后，把原来已经决定刊用的多篇“礼拜六派”的小说稿封存入库，招致了“礼拜六派”文人的百般攻击。茅盾撰写这篇评论，批评“礼拜六派”写得最多的恋爱小说或家庭小说思想，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茅盾的文章义正词严，击中了“礼拜六派”的要害，因之他们对他“恨之更甚”。“礼拜六派”就对商务当局施加压力，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就让王云五去威胁沈雁冰。王云五自己不出面，派了一个姓李的秘书来，架子十足地说：“沈先生，王所长近日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要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所长希望你在《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的道歉。不知尊意如何？”
“什么，要我们道歉？绝对办不到！王所长应该知道，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一年之久，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我们早就应该控告‘礼拜六派’；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不敢做的事情！”沈雁冰理直气壮地说了这番话。
对方一时语塞。
沈雁冰又说：“哼！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当局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看‘礼拜六派’还敢不敢打官司！”
姓李的心里清楚，沈雁冰说的“四大副刊”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和《京报》的副刊。要是他真的这么行事，那可招架不住，便恐慌地连声说：“沈先生，事情且不可闹大，不可闹大。”
说完就急忙打开门，灰溜溜地走了。
王云五不肯罢休，派人检查《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沈雁冰发觉了这事，怒冲冲地去向王云五提出抗议：“当初我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馆方不得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沈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嘛。”王云五说。
“没什么好商量的！”沈雁冰扔下这句话，就离开了王云五的办公室。
王云五与商务当局研究后，答应沈雁冰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但是坚决挽留他仍在编译所当编辑，并说明：做什么事，由他自己提出，馆方一定尊重他的意见，而且决不用别的编辑事务打扰他。《小说月报》的主编由郑振铎接替，从1923年1月号起。第十三卷十二号仍由沈雁冰编完。商务当局选择郑振铎，是国为“郑振铎亦文学研究会人，商务借此对外表示《小说月报》虽换了主编，宗旨不变。”
沈雁冰后来曾写道：“当时我实在不想再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而且我猜想商务之所以坚决挽留我，是怕我离了商务另办一个杂志。”
他的情况，被陈独秀知道了，就劝他说：“雁冰，你现在若离开商务，中央就得另找联络员，但是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你还是留在商务编译所吧。”
沈雁冰想，既然党的事业需要，那我就暂时留下，以后再说。他又向王云五提出：“在我仍任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和你们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沈雁冰为此撰写了短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伤口么？》，特意署名“雁冰”，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号的社评栏内。这篇评论是掷向“礼拜六派”的又一把锐利的匕首。沈雁冰在文章中说他不同意有些人把“礼拜六派”看作是“旧文化旧文艺”的代表，并且引了北京《晨报》副刊上子严写的《杂感》，猛烈抨击“礼拜六派”一流“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纵欲的人生观”，“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他大声疾呼：“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狷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在同一期的社评栏内，还发表了沈雁冰写的另一篇短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