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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例。”接着，举出《辞源》中的一些条目在引出处时，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代颇不方便。”最后，他写道：“《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居然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当晚，有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
“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第二天上班后，高梦旦把沈德鸿叫到小会客室里谈话，对他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不知意下如何？”德鸿蓦然想起，他在植材小学时学校奖给他的那本《无猫国》，不就是孙毓修编译的吗？这位孙老先生大概英文很好，要我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他向高梦旦表示愿意后，高梦旦就带他去见孙毓修。经过交谈了解，他发现这位高级编译的英文小平并不高，编译的《欧洲游记》是按意译用骈体文写成的。
他要德鸿合译的书是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出版时书名为《衣》）。
“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请老先生裁定。‘德鸿谦逊地说。
“试译一章看吧。”孙毓修自负地回答。
他摹仿孙译的前三章，仅用三四天便译出了一章，孙毓修不以为然地说：“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待看完德鸿的译稿，他笑道：“真亏你，骤然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德鸿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孙毓修只不过改动了几个字，便把译稿还给德鸿：“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
“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
孙毓修摇摇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著，只要中文好，就付印。”
这使德鸿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编译中没有人肯做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校勘工作。
这本《衣》译完后，他又译了《食》、《住》两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他最早的译著。
他们两人合作的还有《中国寓言初编》。出版时，版权页上印的是：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这本书在两年内就印了三版。
在德鸿看《衣》、《食》、《住》三书的校样时，主编《学生杂志》的朱元善找到他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科学小说，请他找点材料。德鸿答应后，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找到一些材料，译写出了一篇《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交给朱元善，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年第一期上。以后，他又与胞弟德济合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还译编了《履人传》、《缝工传》，都是科学小说一类的通俗读物。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受孙毓修的影响，朱元善的鼓励，沈德鸿编著了许多童话，有《大槐国》、《负骨报恩》、《狮骡访猪》、《狮受蚊欺》、《千匹绢》、《蛙公主》、《牧羊郎官》……等等，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他创作的童话《寻快乐》、《书呆子》，也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出版了。
在两年里沈德鸿从翻译科学小说和编著童话，开始了他的编著与文学的生涯。他还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对于其中的《学生与社会》，他很看重，曾说：“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题目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学生》一文中，他认为“亚东局势必且大变”，因而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他后来说：
“从这篇文章，可以见到我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当然，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
沈德鸿从1919年起，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时，他已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十分佩服。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反封建小说《狂人日记》，也使他激动不已。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后之俄罗斯》。这是他关心俄国文学后撰写的第一篇评论。他敏锐地指出：“俄人思想一跃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在《学生杂志》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他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在《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里，他介绍了比昂逊、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
从这时候，他发表文章的署名已不是沈德鸿，而是“冰”、“雁冰”。年幼时，他祖父根据《诗经》中“鸿雁不定期宾”，为他取的字是“雁冰”。后来，他曾写作“宾”、“燕斌”，此时又据谐音写作“雁冰”。1919年11月18日，《学灯》上刊出《沈雁冰致虞裳》（通讯），可以认为是他以字代名，正式使用“沈雁冰”这一名字的开始。
“五四”之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时学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及“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
他又写道：“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还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1920年初的《学生杂志》上。”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热爱工作，爱好文学，追求真理，勤奋写作。
十、革新《小说月报》
沈雁冰在加入上海共产党小组不久，商务印书馆当局决定适应“五四”以来的新潮流，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由于在这之前，他已为《小说月报》半革新的几期撰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论》等文章，实际主持了该刊“小说新潮”栏的编辑事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就约他谈话，在座的还有陈慎侯。
“王莼农已辞去《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的主编。这一年来，你帮助这两个杂志革新，写了不少好文章。我们想请你担任这两个杂志的主编，不知沈先生可有意见？”
高梦旦说。
沈雁冰略思索一下说：“承蒙馆方看得起我，但我只能担任《小说月报》的编辑，《妇女杂志》不能兼顾。”
高梦旦还想劝学雁冰兼任。高级编审、他的智囊陈慎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便不再提这件事了。又问：“沈先生，你全部改革《小说月报》，有哪些具体办法？”
“让我先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现在还说不上。”
“好的。你就立刻去办吧。”高梦旦最后说。
沈雁冰向王莼农了解后，发现存稿全是“礼拜六”派的，林琴南译的小说稿也有十几万字。就向高梦旦提出：一，现在稿子都不能用；二，全部改用五号字（原为四号字）；
三，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
高梦旦与陈慎侯商量后，全部接受他提出的意见，但提醒他：明年一月号的稿子，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四十天内结束，一月号才能准时出版。
沈雁冰立即着手组稿。他不担心论文和翻译的稿件，只担心创作的。心想，北京有鲁迅，几年前我就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真是好作品！可是，我同他素不相识；还有周作人，他写的文章也是极好的，但也未交往过；忽然他想起了王剑三（王统照），这个人的《湖中夜月》，是我给他发在《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十号上，何不写信给他，让他帮我联络一下呢？他当即寄出一封快信，告诉王剑三：《小说月报》即将完全革新，由他主编，请尽快写稿并约熟人稿子。
几天后，他竟收到了郑振铎给他的信。当时，他们两人还未见过面，互不认识。郑振铎说他是王剑超大型的好朋友，看了来信，大家都愿意供给稿子，并说他们正在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叫“文学研究会”，发起了是周作人等，邀请沈雁冰参加。
这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在这年最后一期的《小说月报》上，他拟写了《本月刊特别启事》五则，第一则说：“近年以来，新思想东渐，新文化已过其建设的第一幕，而方谋充量发展。本月刊鉴于时机已至，亦愿本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尽一分之天职。自明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