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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班的徐佐，是浙江富阳人，和沈德鸿是大同乡、好朋友。他的英文程度较差，每逢写英文作文，总是悄悄地对沈德鸿说：“老乡，多多拜托！”
沈德鸿向他眨眨眼，低声回了一句：“放心，‘捉刀’有我！”他先代徐佐写好一篇，然后作自己的。往往别人写完一篇的时候，他已作好两篇英文作文。
但是他出手虽快，却常常有小错误。每次作文发下来，便看到美籍教授替他一一作了修改。
每年暑假，德鸿总是南下还乡看望母亲；而每逢寒假，他都遵照母亲嘱咐留在学校，通读了向卢学博借来的“二十四史”。
1916年3月，当青年沈德鸿即将结束三年预科学习之际，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早先预备的大量广东焰火，本来打算在袁世凯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来庆祝的，如今只好在社稷坛放掉。
沈德鸿和同学们听说后，在夜里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奔往社稷坛观看燃放焰火。他看到一串串、一簇簇的焰火飞上夜空，闪闪烁烁的美丽火花，组成了“天下太平”四个大字。
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老人说：“本来还有一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民心不可违呵！”沈德鸿想。
6月，当他正准备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他说：“死得好！早该死了。”
7月，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了。这年他二十岁。
八、“商务”第一天
1916年7月27日清晨，一艘小客轮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靠岸。沈德鸿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出熙熙攘攘的人群，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走到街上，吃了一点早点，便问了问路，匆匆向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走去。
他一路想着心事：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张元济总经理？无一面之识，他肯见吗？不怕，我有他们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写给他的介绍信。虽然我也不认识孙伯恒，不过我知道此人，他常找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卢表叔。听卢表叔说，这位孙伯恒巴结他，是有求于他，想要他同意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公债券。他想起母亲上个月底对他说的话：“德鸿，你还没有回来，我就让你祖父给卢表叔写信了；我也写了信，叫你卢表叔不要给你在官场和银行找职业。他可能一时没办法，你可要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呵！”谁知不到十天，卢表叔就来了信：“……接信后，速去上海见张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母亲说：“你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钱我分成两份，你和弟弟每人一千元。你的一份这些年用得差不多了，我没有办法供你再读下去。
这下好了，商务印书馆里的书很多，听说他们有个涵芬楼，藏有许多善本、珍本书，你可以好好利用，一边做事一边深造。”德鸿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会努力的！”
沈德鸿照着旁人的指点，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他向营业部的一个售贷员打听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这个售货员只把嘴一呶：“三楼。”他又问了另一个人，才知道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的一个楼梯上去。谢过那人，他转到营业部后面，刚到楼梯边，就有一个人拦住他问：“干什么？”
“请见张总经理。”
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看沈德鸿一身穷学生的打扮，冷冷地说：
“你在这里等吧。”
沈德鸿心中来了火，也冷冷地扔给他一句话：“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
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人立刻面改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
沈德鸿不回答，从口袋里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
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
沈德鸿在心里说了一句：“势利小人！”随即慢慢地向三楼走去。拐弯处，他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来是等候传呼然后才可上楼的。他不禁想道：“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是什么样？”走了三楼，他觉得这里比一楼、二楼矮多了。地方也小，显然很不相称。一间办公室门前摆着张方桌，坐在桌后的一个职员见了他，说道：“过来，先登记。什么姓名？”
“沈德鸿。有人介绍我来见张经理。”
“也得登记。”那职员一本正经地说。
沈德鸿一声不响，又从衣袋拿出那个大信封来。职员接过去一看，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
“我马上去传达。”那职员满面笑容地对他说，推开门走进去不久带着一个人出来，低声对那人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沈德鸿说：“请进。”沈德鸿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沈德鸿走进室内，看见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前放着一张大写字台，旁边坐着一个中年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心想：他就是张元济了。
张元济指着一把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
沈德鸿坐下。张元济问他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他简短扼要地回答了；张元济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工作好吗？”沈德鸿答：“好的。”张元济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沈德鸿表示不认识宝山路。这时张元济拿起电话，用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说：“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对，沈德鸿，他今天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挂上电话，张元济对他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沈德鸿说了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张元济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了一遍，又对他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完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沈德鸿对他鞠躬，转身走出这间总经理办公室。
回到旅馆，他把简单的行李理好。在等候去编译所时，他回想张元济的办公室是那样的朴素，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堆着许多中、英文的书报。初次见面，商务印书馆张经理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等了一会，通宝来，帮他把行李装上一辆相当漂亮的小轿车后，就对司机说：“走！”
沈德鸿还是第一次坐小轿车，他以为是出租汽车。通宝说：“这是总经理的车子。出租汽车哪里去找？如果坐黄包车，起码得一个小时，那就误了事了。是总经理派汽车接我到河南路，又叫原车送我们到编译所。”沈德鸿有点惊讶地说：“啊！你是编译所的茶房！”通宝点点头，告诉他：“我是南浔人，南浔离乌镇一十八里，我们也算同乡。你到编译所做事，不管有什么要帮忙的，找我就行。”沈德鸿听他口气不小，猜不透他是什么来头。他这时还不知道，通宝是编译所茶房的头头，也是编译所茶房的元老，所里的茶房清一色的南浔人，都是他引进去的。
到了宝山路，通宝把他的行李卸在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里，就带他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部长邝富灼博士。这位邝博士是华侨，原籍广东，在外国大学毕业后得的博士，大约四十多岁。他不大会说广东话，说英语却顺口。见到沈德鸿，就用英语谈话。他说：“欢迎你到我们英文部做事。我跟总经理商量，安排你在我们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是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我们英文部现在有七个人，大家来认识认识。”
邝博士招呼着同事们，一一向沈德鸿介绍：“英杰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周由廑、平海澜，改卷员黄访书，办事员胡雄才。
二周是兄弟，他俩和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三人和沈德鸿握手时说：“我们是乡。”听到通宝和这三位同事的浙江乡音，一股暖流涌上沈德鸿的心头，仿佛异乡见到了亲人一般。
他对邝博士和大家说：“我刚来所里做事，一切都不懂，请诸位今后多多指教。”
他的第一天的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英文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
下了班，和他年岁相近的胡雄才到宿舍看他，对他说自己还是练习生，每月薪水只有十八元。沈德鸿的薪水每月二十四元，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以后每过一两年，可以加五元。
“你与总经理是不是亲戚？”胡雄才盘问沈德鸿。
“不是。”
“不是？我才不信哩。你说不是亲戚，可是自有编译以来，从没有听说一个最低一级的小编辑，是坐了总编辑的专用车、由茶房头脑伴送来的。”
沈德鸿也不和他多辩论。因为他觉得胡雄才的推论是合理的。胡雄才还悄悄告诉他：
“我们编译所里，有好多人每月薪水一百元，但是他们长年不编也不译，只是每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跟一些拿着高薪又不干事的人咬耳朵说话。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有特别的后台，特殊的背景，他们跟老板关系密切。你可不要得罪他们啊！”
送走胡雄才，沈德鸿躺在床上，觉得浑身很疲倦，但胡雄才说的编译所内幕情况，使他久久不能入睡。他想，母亲写了极诚恳的信，请卢表叔不要把自己弄到官场！今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呢？
九、入文学之门
沈德鸿到英文部工作已有一个多月了。一天，他翻阅新近出版发行的《辞源》时，心有所感，忍不住给张总经理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接着，举出《辞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