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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天，孔罗荪去盾他。他要孔罗荪替他查一查：黎烈文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
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持《中流》？孔罗荪便找当年在上海、并经常为《自由谈》写稿的文学史家唐涛，弄清楚了告诉茅盾。
还有一天，葛一虹来拜访茅盾说，“上了年岁的人只能写写回忆了，极其偶然也写点旧诗。“他看到葛一虹带来他们几个在1946年游西湖时拍的照片，有茅公和夫人孔德止，还有洪深、赵清阁、凤子、阳翰笙、陈白尘和他自己。看到一张在西泠印社拍的合影，茅盾拿起细细端详了一下说，”太小了，看不清，得用放大镜了。“葛一虹说：“那次相偕上市场习金华火腿，您指给我们看如何挑选上好的，当时您自己就买了两段上腰峰。
归途中，您还说怎样来烧汤或蒸切，才够滋味。“茅盾笑了。送葛一虹走时，看到孙女儿在玩，茅盾好像被什么事触动了，又问葛一虹：“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信住重庆，是不是？“葛一虹说确有此事。那是葛一虹在1942年搭机飞往重庆前夕，茅盾夫妇去看望他，交给他一封给爱女沈霞的家书，嘱咐他务必尽快妥交转去。葛一虹告诉茅盾：“寻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转送到延安无疑。“茅盾说：“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算弄明白了。”
为了查找或核实材料，茅盾还发信到各地，请亲戚、朋友们帮助。如上海的越清阁就接到茅盾的信，要她帮助回忆一下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几个历史时期，他们同客一地的某些文艺活动情况。赵清阁为此写道：“他记不清了，我也印象模糊，而我被他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而感动，就代他从旁不解，力求准确符实，然后提供他参考。”
楼适夷说，每次与茅公见面，常谈起他在写的回忆录。显然，“他准备以晚年的岁月，全力完成这部最后的力作。为了写作，许多活动他不参加；为了写作，他放弃了游览与休息。但有时也表示，为不少的访问与约请而感到苦恼。”楼适夷劝他到外埠找个幽静的地方去写，或可排除一些干扰。茅盾对他说：“不行，我身边有带不走的大堆大堆的资料，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搜觅补充，去外埠是不方便的。”在交谈中，楼适夷发现，茅盾写回忆录，不是随想随写，也不是口头说说，用录音机录下，让秘书去整理，盾一遍就完事，而是预订详密的规划，搜足所需的资料，甚至五六十年前的文学资料，也一点不漏下，必须请人天南地北找回来，然后仔细查阅，才一笔不苟地动手去写。“这是他一生中始终一贯的对写作的谨严作风。直到成为一位八十老翁，而仍保持这种强毅的精神。”
长期以来，茅盾习惯于躺在床上看书。每天清晨醒来，就考虑一天的工作。七点起床，早饭后略事休息，九点开始写作。在一般情况下，工作到十一点结束。如感到疲倦，就躺到床上休息片刻，然后再起来写。下午，则常常从三点写到五点；或者翻看书刊，查找资料。
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但他写作的地方却是卧室。他患有老年性气喘病，一旦发作，上气不接下气，难过得很。在卧室写作，可以免得从卧室走到书房相起气喘。此时，他的一切都服从了写作回忆录。
茅盾睡的是一张单人铁床。床上是简单的被褥、枕头。为了免得花时间寻找，床脚边的铁栏杆上，整整齐齐地挂了一排裤带，大多是中式编织的，有白的、黄的、灰的；有细长的、粗圆的，还有扁平条形的，等等，根据四季穿的不同中式裤子，他顺手就拿到所要的那根裤带。
单人铁床这边是他写作用的书桌。上面放着《鲁迅年谱》和其它参考书，里面夹陆许多灰黄色的小长纸条。桌子前面放着六七支钢笔。晚年他不用毛笔写稿子，改用钢笔。稿纸上的钢笔字，像毛笔字那样清秀遒劲，写得一笔不苟，仿佛字字千钧。
有一天，周而复来，见茅盾躺在床上喘着气，就阻止他起来。
“老了，身体不行了，走动一下就气喘，写作久了也不行。”他呼吸销均匀些，就对周而复你声地说。
“现在你一天平均能写多少字呢？”周而复问。
“不过几百字。”
“是不是等身体好一些再写？”
“不，趁我现在能写的时候快一点写出来。”
“可是身体健康也要好好注意啊！”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不要紧。”
周而复想起他过去在卧室里摔过跤，便劝他让一位年青的家属在外边书房里陪住，以便早晚有什么事好照顾他。
“我爱安静，看收写作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身边走动，那会打扰我的思考的。”茅盾微微摇了摇头说。
“白天你看书写作的时候怕人打扰，可以不要人陪，晚上让你孩子睡在外边，有什么事可以照顾你。”
“也不需要。我晚上睡不好，吃了安眠药，只睡到半夜便醒了，起来上厕所，再服一片安眠药，躺下去过一会儿，才可以再睡两三个小时。我的睡眠是分段的，外界一打扰，就睡不好觉了。”
“那你半夜曾经摔过跤，没人照顾你也不好。”周而复提醒他。
“不要紧，有事，我可以揿铃。”
茅盾说，外边书房东边墙上有一个电铃，听到铃声家里人就到后院来看他。床头也有一个电铃，睡觉时有什么事，就揿这个电铃。
“如果摔跤了，你怎么揿铃呢？”
“也有办法，”茅盾笑了笑，指着床脚说：“那儿也装了一个电铃，线很长，摔在地上就揿那个电铃。”
周而复果然看见一个电铃挂在床脚那儿，不由心里激动起来，他想：“茅公就是这样一个人独立地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他的书桌便是他的战场，也是他的世界。他的书桌是他的亲密战友，倾听沙沙写字的声音，偷听他的思想，分离他写完一篇又一篇伤口的喜悦，也洞悉他撕毁原稿的心情。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后，茅盾的体质明显下降，在四个月肿，因肺部感染边疆住了两次医院。但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也不忘写作《回忆录》写了篇序，其中有：“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面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六二、最后的日子
1981年春节后的一天——2月20日，茅盾被家属送往北京医院急救。
检查以后，医生发现他的身体比过去更差，便让他往进北京的119病房。
自从1970年1月28日他夫人孔德止不幸病逝以来，茅盾身上的疾病日益增添、加重。1978年7月7日半夜又在卧室里摔了一跤。他给友人的信中多次写到自己：“上了年纪，百病丛生，”“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且有白内障，”“又有慢性气管炎，走路困难，站立不稳妥，双脚发抖，卧床时多。”“精力日衰”，“精神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就在茅盾住院的第三天，他的老朋友罗荪同志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来看望他。
茅盾躺在病床上，隆起的鼻孔里插了一根淡红色的细细的橡皮管，正在输液。看到罗荪，他从白色的棉被下面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指指鼻子，又缶空中按了两下，脸上现出欢迎和歉疚的神情。
过了一会，茅盾的警卫员小严来了，给他揭掉橡皮管，取走橡皮管。他对罗荪说：“还是老年病，肺气肿，经常气喘，缺氧，每隔一刻钟，大夫给我吸氧一次。不过这次发现肾脏有变化，老是低烧，三十七度多点。”
“大夫们正在给予您想办法。您别急，低烧会降下来。”罗荪安慰他。
“等低烧一退，我就可以出院，继续写回忆录了。”
罗荪对他说，先治病要紧。茅盾说：“不写完回忆录，对我精神上是个负担。”
3月上旬，他的病已转重。可是，他身卧病榻，却心系天下。有时，气喘好一些，就让儿媳陈小曼给他读一些文件和《参考消息》。
一天，陈小曼给他读一篇全国政协常委讨论陈云同志最近讲话的反映，她看父亲闭上了眼睛，便没有读下去，心想让他好好休息吧。
茅盾听不到声音，立刻睁开了眼睛，轻声问道：“刚才读到那个常委的发言，还没有完哩，怎么不读下去？”
陈小曼只得继续读下去。
3月14日，茅盾住的119病房来了好几个医生。其中除了替茅盾诊治的北京医院内科刘梓荣和裕东洁大夫外，还有院外专家吴阶平大夫等。他们经过会诊，发现茅盾心肺功能衰竭，肾功能也衰竭，经过X光和超专用波检查，还发现胸腹有积水。
茅盾见到之么多医生来看他，感到情形异常，暗想可能自己的病情严重了。等到儿子韦韬回到病房，他急切地问道：“大夫说些什么？我的病情怎么样？”
“疾病和过去有些不一样。”儿子含含糊糊地回答。
他听了不满意，就直截了当地问：“我的病危险吗？”
韦韬不想把真实病情告诉父亲，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但是这时的茅盾十分敏感，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了，知道《回忆录》怕是写不完了，就向韦韬交代了《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然后就提起他入党和捐款设立文学奖金这蕴世故藏在心里的两件大事。他叫儿子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