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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曾就读过的湖州中学题写了“科学馆”。给湖州师专的《教与学》题写了刊名并寄赠《一剪梅》词。给杭州的《东海》、《文化娱乐》，湖州的《南湖》、德清的《莫干山》等杂志题写了刊头。为京、津、沪和其它省、市甚至地、县办的各种刊物题签，多达一百多种。
他为作家茹志鹃的《百合花》题写书名并写序文，给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集《放歌春潮间》题签，为《北方文学》增刊题写《文艺天地》，等等。
作家冯骥才写道：“我和李定兴同志所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稿待发。茅公从他亲属那里得知这部《义和拳》是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的处女作，欣然给我们题了书名。初题时所用的是繁体字，而出版社根据一般常规要用简体。我觉得为了一个字（‘义’字）再去麻烦老人很不合适。总编辑韦君宜同志便出面去请茅公改写。没有几天，负责封面的编辑来找我，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十多条‘义和拳’三字，都用了简体，字迹清劲，俊逸洒脱，笔笔又着意不苟，一望而知，这是茅公的手迹。这位编辑说：‘茅盾同志说，多写了几条，叫你们看哪条好，用哪条，随你们挑。’我听罢深受感动……茅公于三十年代就在文坛享有盛名，而我们都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我知道，茅公右眼患眼疾，写这样的核桃大小的字颇为吃力的。他何以这样认真和尊重我们？我于此间感受到的，除去老前辈的爱护与鼓励之外，还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家都具有的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如同璀璨的光照透我的心灵，使我学到了对于一个人民的作家来说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
白族作家晓雪也曾写道，茅盾甚至为一张县级文化站办的八开小报《洱海》题写刊头，并应约为《洱海》编辑部书赠《题白杨图》一诗的条幅。
收到茅盾题签、题字、作序的单位和个人，无不如获至宝，裱装珍藏。他们将稿费给茅盾寄来，一张张汇款单由邮递员送到茅盾的家里。
然而，茅盾却分文不收。他给儿子、儿媳讲：童年时他常在一旁看祖父给人家写匾额、堂名、对联，都不署名，说是“我之为人写字，聊以自娱，非以求名。”乌镇有一家富商嫁女儿，要写一本嫁妆清册，要求凡嫁妆中一切物品，都要写成四字一句的对联。祖父为此花了两天工夫。富商送来纹银十两。祖父不受。他说：“我为人撰写什么，聊以自娱，非以求利。”
茅盾嘱咐家里人把汇来的钱，按汇款人的地址一一退回。
他的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理解老人的心情，于是不怕麻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跑邮局，复信、退款。
八十年代第一春。3月7日下午，来自茅盾故乡浙江省的一位编辑，叩开了沈寓的朱红大门。出来迎接客人的是茅盾的儿媳陈小曼。她告诉来客沈老正在休息。来人说，他是《浙江日报》编辑部特地派来北京，请沈老为该报即将开辟的《寄语故乡》专栏题字和撰稿。
陈小曼对他说：“沈老今年已经八十四岁，身体很虚弱，胃口不好，消瘦，体重才九十斤左右。
视力也不了，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零点三的视力，因此不能多用眼力，因此不能多用眼力，对外约稿一般都辞谢了。”
来客听说，有点失望。又听陈小曼说：“不过，爸爸经常向我们谈论起家乡的事，或许对你们的约稿会答应的。”来客又高兴起来。
那位编辑走后，小曼把《浙江日报》社来人约稿的事给茅盾说了。老人答应给家乡的省报写一篇文章。而他体力实在不支，就口述了这篇文章，叫小曼代笔。这篇作于3月17日的《可爱的故乡》，是一篇蕴含着浓郁乡思的优美散文。
茅盾让陈小曼把这篇散文，连同题写好的“寄语故乡”，挂号邮给《浙江日报》编辑部。
《浙江日报》于1980年5月25日刊出了茅盾的题字和《可爱的故乡》后，给他寄去五十元稿费。
茅盾听小曼说了以后，说道：“他们怎么给这么多稿费呢？稿费标准我是知道的，我们不能收这么多钱。你给他们退回四十元吧！”
小曼写信告诉那位来约稿的编辑说：“稿费五十元收到了。你们给的稿费实在太多了，沈老让我退回四十元，留下十元，免得一点不收你们又再次寄来，这样大家都不安心。
请体谅老人的心情，并转告一下财务部门，免得他们又将四十元退回来。”
这件事使江坪同志很感动。他写道：“按理讲，一位中外闻名的作家，不顾年迈，为报纸写了一篇难得的散文，这五十元稿酬是不多的。但茅公并不这样看问题，而是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作者。他对自己的要求有多么严格，考虑问题又是多么周到啊！”
茅盾向来是如此对待稿酬的。比如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他在《文艺报》上连载的《夜读偶记》出版了单行本。出版社按规定给他寄来了上千元稿费。照说，收下这笔稿费也是合理的。然而，茅盾却立即致信出版社，说他只收一份稿酬，随即让人将这笔稿费如数退了回去。
他对家里人说：“我的钱是很多，可是第一笔钱都是工作和写作得来的。不是劳动得来的报酬，我绝对不要！一本书，怎么能拿两份稿酬呢？！”
家里人都觉得他说得在理。
韦韬和陈小曼得到老人的言传身教，在茅盾逝世后一直秉承这种教导。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茅盾全集》。这部全集共四十卷，有一千三百多万字。按照规定，韦韬他们能得一笔巨额稿酬。但是，韦韬和陈小曼联名写信给中国作家协会，将他们应得的《茅盾全集》稿费，全部捐赠给中国茅盾研究学会，作为开展学会活动和奖掖学术研究成果之用。
六一、写回忆录
粉碎“四人帮”之后，茅盾复出。被迫搁笔十二年之后，他写作的热情像火山喷涌。
《周总理挽诗二首》、《迅雷十月布昭苏》、《满江红·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鲁迅研究浅见》、《老兵的希望》、《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等诗词文章在各种报刊杂志陆续发表出来。
1977年初，一桩经过一年时间酝酿的大规模写作计划，在茅盾脑海中成熟了。这就是：
写回忆录。从1896年7月4日诞生之日起，茅盾已度过八十个春秋；如果从1916年参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算起，他也已走过了六十年风风雨雨的道路。在回忆录的序里有这样一些话：“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
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
茅盾的不少朋友如沙汀、艾芜、田苗等人，也希望他早日把回忆录写出来。
然而，这确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在致田苗的信里写道：“写我一生经过的事，此事想想不难，哪知一动手，才知道要找许多旧书、报来核实，那就费事了。”儿子、媳妇不在身边，又没有专门的助手。怎么办呢？他不得不写信给予有关的领导同志，请求给予他以帮助。1978年7月19日，茅盾经过再三考虑，给予周而复写信说：“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阅
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确良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最近（本月七日半夜）在卧室中摔了一跤，虽未伤筋骨，至今腰部仍然酸痛，因而更感到家中没有亲人（男的）之不便（白天除我之外，家中没有男人），如能借调他（韦韬）来，既便于我写《回忆录》，也对我的生活起居有便宜。
“至今写字尚手抖，都是本月七日半夜摔了一跤之后果。”
信中所写的“在卧室中摔了一跤“，是指7月7日夜里发生的事。他是习惯于独宿的，那天晚上由于服安眠药过了量，半夜起床小解时，因头晕、脚软而摔倒了。他不愿意深夜叫醒别人，而是自己用双手撑持着身体，一寸一寸地挪到床前，但是却站不起来，挣扎了约摸一个钟头，最后总算抓住床栏，撑起身躯爬上床去。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茅盾还坚持写作。
后来，韦韬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老人有了助手，查找资料的事可以让儿子去做了。而写作，他仍然亲自握笔，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
有些老朋友来拜访他，他就抓住机会核对记忆中的人名、事件。有一天，阳翰笙来探望他，还没谈上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的事来：“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阳翰笙答道：“有，是《中央日报》的主编。“他又问：“那人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对方回答：“是，是同一个人。“阳翰笙告别后想，他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