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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死后，他弟弟去收尸，发现他哥哥身上有伤痕，可见杨朔不是病死的。”
1973年冬，茅盾给凤子写信，说他“年来屡患大小各样病，而气喘支气管炎纠缠不已，血管硬化则见端于步履蹒跚，面肤时感绷紧，以故极少出门”。
他虽“极少出门”，却心系他人。听到骆宾基说，冯雪峰的病已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必须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贵的麝香。他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给冯雪峰。
面此时的冯雪峰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他种种“帽子”。茅盾却置自己可能被牵连于度外。
周总理的逝世使他十分哀痛，在给陈瑜清的来信写道：“总理追悼会前一周的时间，京中工厂、机关、学校等，差不多人人都戴黑纱、白花；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群众自动送来的花圈总有数千，──这都是不能送进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四川、上海友人来函也说如此。不知杭州如何？陈晓华的悼诗是好的。京中友人写的也不少，但闻上面决定，一律不登。”茅盾此时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了。
这年茅盾已八十岁，身体更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没有住院，但气短，精神倦怠，……手抖加甚，目疾依然，走路不但要用拐棍，还要人扶。不能用脑，用脑稍久，体温立即超过三十七度；白血球偏高。”
但是，当他得到冯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许见报，不许致悼词”的威胁下，毅然前往八宝山，主持了冯雪峰的追悼会。
骆宾基对此事写道：“这是肝胆照人的行动！……尽管这是一次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但却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砸烂’了的文艺界的大聚会！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无视‘四人帮’给戴上的罪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倍加亲切，这亲切从彼此相顾的眼光里如闪闪发光的暖流一般汇集成一个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时，茅盾先生的身体也很虚弱，但在这里面却显示了一种多么无畏的战士的精神呀！”接着又写道：“我从这次追悼会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检阅……。而茅盾先生是这次大检阅的主帅，无语，沉默，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的感到，他是那样崇高而庄严！”
五九、两部手稿之谜
驰骋文坛半个多世纪的茅盾，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剧本和评论、学术论著，都是随写随即发表或出版的。几个长篇小说，也是先在报纸副刊连载，然后由书局或出版社印行。例外的情况只有他在解放后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这两部作品在创作出来后，既未发表，也未出版，而且至今下落不明。
事情还得从五十年代说起。
1955年初的一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见到茅盾，要他写一部反映镇压反革命的电影剧本。
罗瑞卿说，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破获了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主要残余势力。但是斗争还未结束，希望茅盾能早日把这个电影剧本写出来，拍成影片，向全国人民进行教育。
“不行呵，我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怎么写呢？”茅盾真诚地说。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详细的材料。上海破获了许多重大反革命案件，你可以看全部所需要的卷宗，也可以找有关人员谈话。”罗瑞卿表示只要他愿意写，公安部门能够为他提供一切的帮助。
茅盾见公安部长如此热情，大力支持文学创作，便答应试一试。
几天后，他很高兴地到了上海。由周而复接他旅馆住下，很快和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联系上了。开始阅读卷宗，找人谈话，调查、询问，记下了许多材料。
回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指定赵明为他提供材料。
赵明是他在新疆学院任教时教过的学生，爱好戏剧、文学，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学写作。
在茅盾带领下，编写过话剧《新疆万岁》。茅盾为他主编的新疆学院校刊《，新芒》写过《五四运动之检讨》、《新新疆进行曲》等文章、诗歌。1951年，文化部电影局讨论赵明写的电影剧本《斩断魔爪》，茅盾又一次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尽心尽力帮助他的“沈老师”。
茅盾日赶夜赶，不久便写出了这个电影剧本，交给文化部电影局。
电影局和剧本创作所的几个负责人读了茅盾的剧本，认为写得好，只是有点小说化，对话多了一些，如果拍摄，需要分上、中、下三集。他们把本子还给茅盾，后来便拖了下去，不了了之。茅盾以后也没有再拿出来过，一直搁在家里。
1958年春天，茅盾开始酝酿、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并且在百忙中见缝插针地写了起来。
这是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从题材来说，和《子夜》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就时代和人物的命运来说，也可说是《子夜》的续篇。据唐回忆，他曾听人说茅盾正在写《子夜》的续篇，书名叫《黎明》，有一天便匆匆去书店询问有没有《黎明》，书店回答他，还没有印出来呢。那么，茅盾此时写的这部新的长篇，书名是不是叫《黎明》？茅盾并没有向人透露，也没有人知道。
1958年秋天，他在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谈话中，说起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作品。此时，他才写了个开头，有十万多字。
次年2月下旬，茅盾收到一封催稿信，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艺组写来的。3月2日，他复信道：“说起来非常惭愧，我的小说稿子还是去秋和你社一位同志说过的那种情况：搁在那里，未曾续写，也没有加以修改。原因是去年秋冬有些事（例如其中一件是出国），同时身体又不好。这样就搁笔了。本来，去秋和你社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所以至多选一点登登，那是希望得到青年读者提意见，以便修改。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十分抱歉。从去年秋季起，我一直闹病。神经衰弱，多用脑即失眠，天气稍有变动就感冒（而且感冒后一定患严重的失眠），等等，使我深以为苦。我现在是在半休状态。何时能续写，以了此文债，自己没有把握，同时也十分焦灼。不过，始终老想完成这个‘计划’的。以上都是我的情况。本来不想告诉外边，但既承你们这样的对我关心，不敢不实告耳。”
从此以后，茅盾再也没有续写下去。
茅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儿媳曾经寻找过这两部未发表的手稿，而且不止一次地寻找过，但是都没有发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呢？还是藏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被什么人拿走了呢？有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茅盾的学生，曾协助茅盾创作那部电影剧本的赵明在1981年写道：他“迟迟不见这部作品的发表。大约一年以后，一次我去沈老师家，谈到这部作品。孔德沚同志和我说：‘我读了这部原稿，我感到他（指茅盾）对大革命时代的青年较为熟悉，写出来逼真；对现代青年他不怎么熟悉，写出来的还和大革命时代的青年差不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沈老师写就的这部作品，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前年我问沈霜同志，他说这部手稿没有找到，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
如果说是茅盾自己烧掉了电影剧本手稿，那么他为什么要烧掉呢？又是在什么时候烧掉的呢？
赵明又写道：“由此可见沈老师对自己作品要求的严格，不成熟的东西绝不拿出来。他和鲁迅一样，拿给读者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茅盾的好友周而复在一篇文章里则说是：“茅公自己不满意这个电影剧本，干脆把原稿撕了，一张张垫在他用的吐痰杯子里，然后倒掉。这个电影剧本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十分可惜，是新文学和电影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即使不拍电影，要是茅公改写小说，至少我们可以读到另一部《腐蚀》。”
这是又一种说法。但是有没有人亲眼见他撕毁呢？或者竟是没有撕毁，而是失落的呢？
那部已写下十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手稿，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茅盾研究专家、孙中田教授在《漫话〈子夜〉续篇》中写道：“这部长篇已经开手，而且已得十万字的开头，可见是一部洋洋大观的巨著。关于这部巨著的情况，曾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周而复在《〈永不殒落的巨星〉中》中说：‘有一次德止夫人告诉我，茅公写好一部长篇，可是他不愿意出来。’陈白尘在回忆中也说：‘茅公同志解放后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沈师母口中透露过，却从来未将原稿示人过，究竟是被抄去还是被毁掉，或者藏在何处，也无人知道。’那么开头的部分，是否保留下来呢？笔者为此曾请教茅盾的家属，好像直到目前为止，已动手的部分或者构思的纲要，都还未有下落。”
被称为《子夜》续篇的这部作品又成了一个谜。
六十、退还稿酬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和复刊文学杂志。一本一本刊物、一封一封信，不断寄到茅盾手中。请他题词或题写刊名、书名，甚至单位的牌子。
茅盾看到新时期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心里高兴，因而有求必应，即使是地区或县一级的小刊物，他也乐意为之。他故乡的“桐乡文艺”、“乌镇中学”、“屠甸中学”、“乌镇电影院”、“桐乡中学生习作选”等等都是他写的。
他为曾就读过的湖州中学题写了“科学馆”。给湖州师专的《教与学》题写了刊名并寄赠《一剪梅》词。给杭州的《东海》、《文化娱乐》，湖州的《南湖》、德清的《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