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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摇了摇头，安慰她：“不会的。你安心养病要紧。”
孔德沚服药后睡着了。他望望妻子满头的白发，看看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不禁想起“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精神上经受的折磨。
他们家有一只铜质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女神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工艺品。但是那次抄家时，红卫兵说它是“四旧”，勒令不准使用。
有一天，儿媳陈小曼回来看到台灯上的裸体女神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便问婆婆。
孔德沚说：“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才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添麻烦。”
1969年春天，经化验、检查，孔德沚的尿糖已得到控制，血压亦正常，只是冠状动脉硬化稍有进展。医生对茅盾说：“这是老人常见病，她七十三岁，没有大关系。”
然而妻子比以前瘦了许多，“这是否与病有关？”他问医生。
医生没好气地反问：“千金难买老来瘦，你不懂？”
茅盾想，这话很对，老年人与其肥，不如瘦，她过去太肥胖。这下瘦了，也许是好兆不头。
秋凉后，孔德沚更加瘦弱，而且下肢浮肿，只是血糖、尿糖仍然正常。茅盾天天服待她吃药，虽未见好转，也未见加剧。
到11月，他发现妻子突然食欲不好，服了开胃药，才有所好转。年底，又食欲大减，手也浮肿，服了中药、西药，仍不见效。
“今年一月中旬，体力益弱，行步须扶持，且甚慢，已不下楼。此段时间，连进医生三次门诊，医生只谓老年，积久慢性病等等。除服常服之四、五种药外，别无他法。”（致陈瑜清信）
到1月24日，孔德沚白天昏昏欲睡，饮食不进，前半夜却不能入睡。
有人对茅盾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他“啊”了一声，才觉得不妙，慌忙送妻子进医生急诊。
此时，孔德沚已神智昏迷。经过验血，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
抢救了十多个小时，无效。
这天是1970年1月28日。孔德沚──这位茅盾一生的贤内助，终于抛开了老伴和儿孙，与世长辞了。
对于已经处在风烛残年中的茅盾，这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
妻子火化那天，茅盾悲痛欲绝，默默垂泪。他和儿子沈霜、媳妇陈小曼等七八个亲属，还有叶圣陶及其儿媳，参加了火化仪式。冷冷清清，唯有衣情与哭声。
在致表弟陈瑜清的信里，他叙写了妻子的病情、医疗及逝世的情形后说：“德止七十三岁，未为短寿；观其病中痛苦，逝世亦为解脱，惟孙儿女皆未成立，她死时必耿耿于心也。”
他还告诉表弟：“我精力大不如去年，懒动，即作此一书，亦辍笔数次方才写完。据此可想见为废物矣。”（7月7日信）
后来又写道：“我自前年下半年就日见衰弱，去年德止病中，我强打精神，照顾病人，但自她故世，我安定下来，就显得不济了。现在上楼下楼（只一层而已）即气喘不已，平地散步十分钟也要气喘，医生谓是老年自然现象，无药可医，但嘱多偃卧，少动作。如此已成废人，想亦不久于世矣。但七十五岁不为寿，我始愿固不及此也。”（10月15日信）
我把妻子的骨灰盒捧到自己卧室里，搁在五斗柜上。常常站到骨灰盒前，久久地凝视着，两行老泪禁不住潸潸而下，往事便潮水般地在他脑海中涌现。1949年解放后，新的生活召唤人们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一天，妻子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您也为我安排一个工作，我也要参加革命！”周总理认真考虑后，回答好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那时，妻子听话地点了点头，从此便把照顾他生活起居当作党交给的任务。而今，在他最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却被死神夺走了！
茅盾痛悔自己没有早想到给妻子多准备胰岛素，没有早想到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没有早想到分出一些时间和妻子到处地去走一走，甚至建国经后他俩连老家乌镇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
五八、孤寂岁月
妻子亡故以后，茅盾成了一个形单影只、孤苦伶仃的老人。
他所住的东西头条5号大院内的那幢小楼愈加显得冷冷清清。家里的公务员造反去了。
专用小汽车取消后司机也走了。儿子、媳妇一家住在很远的西郊。家里只剩下跟了他们夫妇几十年的老保姆赵有珍。另外还有一个帮助他做点杂差的白发老汉。没有可以谈谈心里话的亲人。桌子上的电话也不响了。没有人来汇报、研究工作，或是谈论作品。
作家碧野说：“据我所知，当时茅盾同志独居，年老体衰，无人照顾，生活寂寞。”事实正是如此。
茅盾在致田苗的信里说他此时是在“苟延残喘”，“死神已在门外”。每天报纸来后，他往往只浏览一下标题。夜晚躺在床上，越是想睡，越睡不着。起身取安眠药服下，勉强睡一二个小时，又常常被恶梦惊醒。于是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等天亮。
他时常患病。1971年初，先患面部神经麻痹，医治了一个月，方有好转；继而又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咳嗽剧烈，夜不安忱，也是医治了一个月，还“尚未全愈，委顿不堪“。
他往往忍着病痛，拿上病历和医疗证，拄着根拐棍，艰难地下楼，出院门，一步一挪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排队门诊，排队化验，排队取药。然后，他又一步一喘地走回家。他不出去拜客，也无须接客，常常几天不刮脸，满面胡茬很长，皱纹又粗又深，寿斑增添了不少。
有一天，茅盾接到表弟陈瑜清从杭州的来信，便回信说：“来信谓如再有人动员您退休，您打算退休，我意亦然。那时你若能来北京小住，我家尚可安顿，多年不见，我在朝不保夕之颓年，亦常思念及亲故也。”
他有时写此旧体诗词，以抒发胸中郁积。1972年春，他写了七绝《偶成》：
蝉蜩餐露非高洁，
蜣螂转丸岂贪痴？
由来物性难理说，
有不为焉有为之。
有时，儿子、媳妇在假日来看看老人，替父亲做一些家务。沈霜知道父亲的浴衣破得实在没法穿了，想给他买一条新的，可是商场里买不到，就设法买了几条鹅黄的毛茸茸的大毛巾，裁剪开来，自己动手给老人做了一件浴衣。茅盾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不错，不错！”
然而儿子、儿媳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常来照顾他。
秋深了，树秃草枯，园庭冷落。茅盾望望望紧挨他家的另两座同一式样的小楼，窗玻璃被砸得残缺不全，已是人去楼空。这原是周扬和阳翰笙的住宅。他们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条汉子”，已被关进监狱。家里的人也被“扫地出门”。不知他两人是否关在一处？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刑讯、逼供？也不知他们是否还活在人间？分阶段和词一首：
心事浩茫九转肠，有美清扬，在水一方。
相思欲诉又彷徨，月影疑霜，花落飘香。
有时，他读《红楼梦》和“红学”研究文章，读王安石的《临川集》、辛弃疾的《稼轩集》。
1973年夏，作了一首《读〈稼轩集〉》：
浮沉湖海词千首，
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敌垒，
剧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荩谋空传世，
京口壮猷仅匝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
放翁同甫共婵娟。
他家里的座上客，仅剩下胡愈之、叶圣陶、胡子婴和黎丁等几个人。他们到来时，那座小楼里才多了一些人声。
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一些作家从湖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有人悄悄去看望茅盾，使他感到异常的欣慰。臧克家写道：“我回到了北京，急匆匆地去拜望茅盾先生。……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保姆问我：‘找谁？’‘贵姓？’她又一步一步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进了门，立在地上，有时间打量楼下的样子，看到左手的会客室里横一条长竹竿，竹竿上晾着一些衣服。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间会客室，过去我每次来，总是语声杂着笑声，一进门就可以听到；
而今却阗静无人，好似耐不住寂寞的样子。”“两人多年睽违，一旦会晤，问长总裁短，旧情依依。”
从广州来北京开会的周钢鸣，不顾会议关于不准看望“有问题”的人的规定，冒着危险来看望茅盾。临别时，他握住周钢鸣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道：“很感谢你来看我。”
周钢鸣后来写道：“这样客套的话，是很不该出现在我们之中的，然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会去看他呢？”
对于故人重逢，茅盾也曾作诗抒怀：
惊喜故人来， 风霜添劳疾。
何以报赤心， 亦惟无战栗。
来看他的朋友，带来了他不知道的信息。当他从云南作家李乔口中得知作家李广田、刘澍德都死了之后，久久沉默不语。然后说：“北京的作家老舍已死了，杨朔也死了！
杨朔死后，他弟弟去收尸，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