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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太太知道了吗？”徐冰问道。
“还没有，我不敢告诉她。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商量的。我想先把儿子接到重庆，再对妻子谈女儿不幸的事，您看──”茅盾征询地说。
“这好办，等我报告恩来同志后，尽快把您的儿子接到重庆来。”徐冰爽快地表示。
几天后，徐冰告诉茅盾，国共会谈即将结束，准备让他的独生子乘毛主席返延安的回程飞机来重庆。
10月12日傍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夫妇开车来接茅盾夫妇，并说他们的孩子已来到重庆，住在“红岩”。
到了“红岩”，爬上八十八级的石梯，绕过黄桷树，走进八路军办事处。在一间小客房里，和衣躺在床上的沈霜看见他们进来，急忙跳起身喊叫“爸爸、妈妈”。
“长高了，也长壮了。”茅盾的妻子奔过去，抱着儿子喜孜孜地端详着说，又回头看看四周，问道，“亚男呢？亚男呢？你阿姐在哪儿？”
沈霜没有料到母亲还不知道姐姐去世的消息，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看到儿子的窘态，又见到茅盾、钱之光等人一个个阴沉着脸，她慌了，叫道：“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要瞒我！”
“姐姐已经死了。”沈霜说。
儿子的声音很低，而她听起来却像是一颗炮弹的爆炸声，顿时突出眼球问道：“死了！
怎么会死的！这不可能！”
“这是真的，妈妈，姐姐真的死了，所以让我来重庆。”
她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呆楞楞地，过了几秒钟，才“哇”的一声号啕恸哭起来。
茅盾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然而他还得安慰妻子：“亚男没有了，还有阿桑，他就在你身边呢。你看看──”妻子猛然抬起来，泪眼汪汪地盯着他：“怪不得好几次夜里发现你在哭，原来你早知道了，为什么你要瞒着我呀！我的亚男啊，你怎么会死了呀！……”
钱之光夫妇好言安慰了茅盾妻子一番，便离开了他们。
沈霜等妈妈哭过了一阵，便向父母报告姐姐死亡的经过，他说：“日本投降后，延安的干部纷纷奔赴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我听说，组织上决定派姐姐去东北。姐姐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为了不影响行军和今后工作，就去找琴秋婶婶联系，到和平医院做人工流产。
这不是什么大手术，谁也不会想到会有危险。手术是下午做的，第二天姐姐就觉得呼吸困难，腹痛难忍，告诉姓鲁的主治医生，鲁医生却说这是手术后的正常现象，还说‘这点痛都不能忍耐，太娇气了’，只给了一点止痛药。到第三天早上五点，姐姐四肢突然发青，出现休克，经过抢救，有所好转，可是主持手术的鲁医生却不来。姐姐就要求护士打电话请琴秋婶婶快来。琴秋婶婶后来对我说，她急忙找了医生去会诊，不巧延河正发大水，骑了马也过不去，而和平医院又在河对岸。不久姐姐又第二次休克，再次抢救，已经晚了，中午十一点多，她心脏停止了跳动。琴秋婶婶告诉我，事后解剖，才发现死亡的原因是手术消毒不严，伤口感染了大肠杆菌，又转成腹膜炎，也没有及时治疗。”
“唉，那个医生真是太没有责任心了！如果他第二天仔细检查一下，不是就能发觉，进行紧急治疗吗？”茅盾愤愤地说。
“那个‘白花郎中’，他在忙些啥哟？”他妻子气得用土话问。
“他要去东北，在忙着整理自己的东西。”沈霜回答母亲。
“出事时，你姐夫呢？”茅盾问儿子。
“姐夫和我被洪水阴在对岸，没有人通知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姐夫悲痛得哭晕了过去。”沈霜拿出两张照片交给父亲，“这是姐姐下葬时照的。”
茅盾看到一张照片是下葬时的情景，有一个八路军音乐工作者在用小提琴奏哀乐。另一张照片是女儿的坟墓，墓碑上刻着“沈霜之墓”，下署“编辑局教职学员全体、琴秋、萧逸、沈霜同立”。
孔德沚捧着这两面三两张照片，又悲伤地痛哭起来。
茅盾心似刀绞：女儿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了！弥留之际身边甚至没有一个亲人！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妻子居然支持他们的儿子沈霜回解放区工作。她说：“儿子大了，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不可能永久留在身边，只要他健康、平安，我就满足了。要说安全，还是解放区呀！”
茅盾安顿好儿子的工作之后，已是1946年1月初。周恩来约他见面，热情地对他说：“这几个月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停战协定刚刚签字，政协会议又开幕了。所以您的女儿不幸逝世，我一直没顾得上向你们致哀。”
“为了孩子的事，已经多次打扰您了，我和德止都深感不安。”茅盾诚恳地说。
“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有责任，是我们平时对那个医生教育不够。孔大姐心情好些了吗？”
周恩来问。
“好多了，儿子回来，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那么现在儿子又走了，她能放心么？”
“这次儿子回解放区，是得到她赞同的，她认为儿子在解放区比在重庆更使她放心。”
“好，这样就好。”周恩来笑着说。
但是，茅盾总是忘不了不幸而死的女儿。他和妻子翻检女儿的遗物，在女儿的一封信里发现了过去所疏忽的一段话：“《劫后拾遗》我们已经读到。我自己觉得遗憾的是，这里面竟没有写到我所最关心的学生与文化人的情况，在这中间我也找不出什么你们在那时究竟是怎样的点影子来。”
于是，茅盾埋头灯下，花了一周的时间，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活之一页》，在重庆《新民报晚刊》连载。他把每期报纸都剪下保存好，国灰这是他专为纪念爱女亚男而作的。
这年8月，是沈霞逝世的一周年，茅盾在写《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一段文字，表达怀念女儿的深情。他说，女儿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下地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
五十、喜晤玛娅访同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茅盾经香港回到上海，住进大陆新村6号。
8月初，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来到上海，交给茅盾一封邀请他和夫人去苏联观光的请帖。这请贴是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发出的。
经过一番周折，10月下旬，他从南京外交部拿到了出国护照。于是，他和夫人便忙着打点行装，购买准备送人的礼品，又连着出席各种饯行的宴会。
1946年12月5日清晨，茅盾夫妇在戈宝权、苏联大使馆随员克留可夫等人陪同下，坐车来到江海关第三码头。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傅彬然、臧克家、葛一虹、任钧等送行的人，把他俩送上苏联的“斯摩尔纳号”轮船。朗诵临别赠言、题诗留念、拍照、话别，茅盾夫妇和送行的朋友依依难舍。中午过后，轮船鸣笛起碇了。
“斯摩尔纳号”经过五天的海上颠簸，于12月10日下午进入海参威港。
三天后，茅盾夫妇乘上国际列车，前往莫斯科。他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连续十二天乘车坐火车，因而使我得以饱览西伯利亚冬季披着银装的无穷无尽的平原和森林的景色。”
25日清晨，他俩抵达莫斯科。邀请他们访问、观光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派了副会长卡拉介诺夫、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到车站迎接。叶洛菲也夫通晓英语和汉语，专门陪同他们到各处参观、访问。
第三天下午，中国大使馆女秘书胡济邦来看茅盾，交给他一张请柬说：“傅秉常大使请您和夫人在1月3日晚上去大使馆便宴。”这使得茅盾夫妇改变了次日的安排，前往拜会了傅秉常。
在返回旅馆的汽车上，胡济邦对茅盾说：“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他心想，也许这就是傅秉常要宴请我的原因。
除夕下午2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他们下榻的旅馆设宴，介绍茅盾和莫斯科的苏联作家见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吉洪诺夫、列昂诺夫、戈尔巴托夫、苏尔科夫等人。西蒙诺夫在外地，没有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派来了代表，他告诉茅盾：法捷耶夫在郊外休养，邀请您和夫人出席1月2日苏联作家协会为您举行的茶会。
在席上，坐在他旁边的吉洪诺夫说，他还记者茅盾在1936年翻译了他的长篇小说《战争》。列昂诺夫为他们表演了三十年前学的一套中国戏法：“仙人搬豆”。
元旦中午，叶洛菲也夫来拜年，又对茅盾说：“我还要送您一件礼物。”
茅盾正想说“何必客气”，却见他向外招招手，说了几句俄语。一个矮小的中国姑娘进来了，原来她是玛娅──弟弟泽民的独生女儿！自己的新侄女！头一次见面，怎不令他感慨呢。
孔德沚一见到玛娅，想起了去世的泽民和女儿亚男，顿时时哭了起来。
叶洛菲也夫见这情景，便向茅盾告辞，走了出去。
这时，茅盾见妻子抱住玛娅细细端详，问着一连串的问题。可是玛娅听不懂，因为她不通中国话。他便问玛娅懂不懂英语，她也摇摇头。忽然他想起来时准备了一本俄英、英俄两用字典，还没有用过，急忙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他先从英文找出一个字，叫玛娅看俄文解释，再由她找出一个俄文的字回答，他看英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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