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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婴走后，他放下手头正在写的自己的小说，对这部稿子逐字逐句地考虑起来。
为了尊重作者他没有直接在原稿上改动，而是另用稿纸写上详细的意见，指出哪些地方应该增加，应改写，应删节，应调整。
茅盾觉得小说主人公凭银行家的赏识而发家办起企业，与一般民族资本家的创业史相比较，缺乏典型意义。主人公的性格刚愎自用，这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也不典型。
那时民族资产阶级中更多的是容易动摇，习于苟安。但是，他考虑到胡子婴是以章乃器作为模特儿的，而这些特点正是章乃器所有的，因此就没有提出要作者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改。
一个星期后，茅盾进城去，把书稿和修改意见交给了胡子婴。
她没有想到茅盾写的修改意见竟有几十张稿纸，像是一本小书。老作家对她的书稿看得这样仔细，所提的意见又是如此的深刻、详尽，使她除了发自内心的金价佩和感激外，说不出一句适当的表示谢意的话。
胡子婴参照茅盾的意见，对书稿作了很大的修改。
茅盾看了第三稿，对胡子婴说：“现在这一稿只需要作些文字上的加工了，假如你同意，就由我来作这最后的润色吧。”
“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太谢谢您了！”
茅盾花了三天时间，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妻子说他“就像批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似的”。
小说定稿以后，茅盾将它推荐给开明书店。一年后，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胡子婴这部以“宁霖”为笔名的中篇小说《滩》终于出版了。
在重庆《在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茅盾特地发表了一篇书评：《读宋霖的小说〈滩〉》。
胡子婴在解放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每逢春节，总要登门向茅盾拜年、祝福，行“弟子之礼”。
四七、第一次做生日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而说不出自己出生的准确日期，恐怕是不大有的吧。然而，茅盾却是这样一个人。
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家进里就有一条规矩：全家人概不做生日。这条规矩，也不知道是他那主张“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牛马”的祖父订的，还是他的“维新派”父亲“变法”、“革命”的结果。总之，久而久之，茅盾既没有过生日的概念，就连自己出生于何月何日也弄不清楚了，他只记得是在“尚未入伏的某月二十四日”。
其实，这个“某月二十四日”是错误的。直到1960年，在一些研究者的帮助下，才从他二叔那里彻底弄清他出生的准确日期：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6年7月4日。
有趣的是在1945年6月24日中午，茅盾和他夫人一起，离开唐家沱的家，匆匆赶往重庆市区，去参加他的五十岁大寿的庆祝活动。
这是茅盾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日”。虽然今天并非他的真正生日，往年也不是他的五十周岁，但是他对这些生活细节一向不放在心上，也就听之任之，让热心的朋友们为他操办起来。
早在春初，中以群就对茅盾说，已打听到他五十岁了，朋友们提议要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给他祝寿。并问他生日是哪一天。
茅盾诚恳地对叶以群说：“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代我谢谢大家。还要请你转达告他们，我不想做寿，一则过去从严不过生日，二则大家工作都很繁忙，没有必要为我的生日惊动大家。”
谁知到了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到唐家沱看望茅盾，说他俩是专程来谈为他祝寿的事。
徐冰还说：“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
茅盾听徐冰说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打击反民主的势力，又是恩来同志的意见，于是同意了。他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
我的生日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想，初夏只有六月份合适，就算作六月二十四日吧！”
6月6日的《新华日报》登了一则消息：“本年六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6月20日，又登载了筹备会发的“通启”，其中写道：“今年沈雁冰先生五十岁了，……
二十七八年以一，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
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
茅盾读了很感动。他写了一篇题为《回顾》的文章，寄给《新华日报》。假座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话会的“寿堂”里，楼上楼下，厅内厅外，已经到外是来“祝寿”的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死里逃生的赵丹等人。
会场里张挂着贺幛、贺联，还有许多“祝寿”的诗、画、贺词、贺信。冯玉祥赠的卷轴上绘着一只寿桃，题诗：“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群寿过期颐高。”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茅盾尊兄五十寿庆”。老舍赠的贺联为：
“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巴金的贺信写道：“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想念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叶圣陶送来一首贺诗：“二十五年交不浅，论才衡操我心倾。力排世俗暖姝者，夙享文坛祭酒名。
待旦何时嗟子夜，驻春有愿惜清明。托翁易老岂难致，五十方如初日明。”
客人们三三两两交谈着，谈得最多的是对茅盾的印象。
叶以群说：“不认识雁冰先生的人想象着他的生活，总以为他整日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凝神写作，茶水、饭食都由人服侍上手……事实上，他的生活却是最朴素的，他们不惯用人，日常家务都由他夫人处理，而他也就常常自动地帮起忙来，端菜、打水、抹桌、点灯……
他都做得非常有趣味。他常常笑着说：‘那些邻舍总觉得我们这家人非常奇怪，老爷也不象个老爷……’那些人们是不会懂得：他根本不要当‘老爷’的。他爱劳动，爱简朴生活，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天性。你们说，他这种性格，是由他那二十几年来的不怕贫穷、不怕困苦、对于革命文艺事业的坚持养成的呢，还是由这种爱简朴的性格助成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操守？”
吴组缃则说：“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
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柔软的光，亲切的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举，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什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
《新华日报》的记者把当天的报纸分发给大家。第二版上有王若飞同志写的代论《中国文艺界的光荣，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贺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第三版上方是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新华副刊》以整版篇幅登载了“祝寿”的诗词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
“抗战的胜利已经在望了，”他更加提高声音说，“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街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倘若我看不见，那我死也不瞑目的！”
狂涛一般的掌声在寿堂里响起。庆祝茶会的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时，已是五点多钟。
在6月24日这一天，成都文艺界也为他举行了祝寿的活动。叶圣陶在会上激动地说：“茅盾先生二十五年的工作，就好比是举着一盏灯笼，在黑夜里努力地走。我们祝贺他五十寿辰，就要像他那样也拿起一盏灯笼向前走。尽管现在还是黑夜，但光明终将把黑夜照明！”
昆明文艺界是在25日举行了庆祝活动的。几天后，茅盾收到诗人光未然的一封信，向他描述了庆祝活动的情形。信里还说他向大家报告了两件事，其二是“报告了我的曼德里时，忽然听到您和邹韬奋先生一财殉难的消息，我们为多么悲痛地举行了追悼会，我还烈军属了一首《我的哀辞》在当晚的会上朗诵。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
昨晚我们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如今可惜的倒是我那首哀辞，它将永远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不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吗？”
光未然作的《黄河大合唱》歌词，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他很感举地展读起这首《我的哀辞》：“我以暴怒的语言告诉你──/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在旗……”
诗的后面有一行小字：“写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