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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上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游击队长说，“可是不用害怕，敌人照例是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的。原来护他们的人和挑夫已回去了，我派一个小队长带领六个队员护送你们过封锁线。他们吃过饭，好好睡一觉。”
这天晚上，茅盾夫妇等五人在六支长枪、一支手枪的护送下，和两个挑夫一起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来到东江游击纵队控制的一个小镇。第二天，他买了二十斤猪肉，慰劳完成护送任务的七位战士和两位挑夫。
在这个小镇上，他们遇见了张友渔夫妇。三天后再次出发时，张友渔夫妇就成了他们的新伙伴。
游击队派了三个挂盒子枪的战士和四个挑夫，把他们护送到一个叫洲田的大村子。在一幢城堡式的大房子里，东江纵队的一位大队长告诉他们：刚刚得到消息，敌人攻陷博罗，有进攻惠阳的样子，他们得住在村里，看情况再决定行止。临走又叮嘱说：“这里距惠阳虽然还有七里，离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却很近，村里的情形也比较复杂，他们不要随便走动。”
谁知他们这一等，竟等了半个月。因为五天后，敌人占领了惠阳，掠夺了物资后再撤出，已是旧历年底。
最后一天的行军，是在白天。由于后半段路程要进入国民党的控制区，武装的护卫改成了不带式武器的向导，茅盾等人也乔成逃难的商人。
天色阴沉，冷风飒飒。下千三点多钟飘起了毛毛细雨；黄错时分，雨下大了。一阵阵寒风苦雨又一次考验茅盾等几个急行军的文人。叶以群反动派一把脸上的雨水，对茅盾打趣说：
“茅公，这风雨奏乐伴君行，趣味如何？”
“别有风味呵！”茅盾扬起挑着雨珠的浓眉头也笑着说，“这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欺本肤，空乏其身……”
“这是什么地方，还有心思背古董！真是苦中行乐。”孔德沚低志打断了丈夫的话。
雨越下越大，向导带领他们跑步前进，不久，来到一个小镇──三栋，走进一家杂货铺里歇脚。茅盾看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的棉袄都已淋湿，就与向导商量：“是否就在这进而宿夜？”
向导不同意。他说：“事先没有布置，这镇上驻扎着保安队，怕不安全。可是继续赶路也危险，下一段有三十里，要通过敌人刚刚撤出的地区，安全没有保障，不带武器在夜间赶路，太危险了。”
这时，杂货铺老板替他们出了个主意：花钱请驻军连长派几个保安队员当“保镖”。并说他愿意帮他们去办交涉。茅盾和几个人商量后同意了。杂货铺老板去那里一谈就成。于是他们凑了一百五十元雇了两个国民党保安队员，“保护”他们向惠阳奔去。
饭后，他们原想买几盏灯笼，可是商店早已打烊，未能买到。但茅盾和张友渔的妻子还各带着一支电筒，他们就靠着这两支电筒，冒着风雨在黑夜里赶路。
三小时后，雨渐渐小了。妻子从后面问茅盾：“离惠阳不远了吧？”
“估摸着快到了。”
茅盾眼睛近视，又有眼病，这时当然盾不清路，只能一脚离、一脚低地走着，凭感觉他知道软的是烂泥，硬的是石块。有时一脚踏进水潭，“砰”的一声，大腿上全是水，他也不管，马上拔出脚再走。这样摸黑走着，当他正觉得似乎走在石桥上时，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身后的妻子不见了。他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止掉下河里去了！”
急忙用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他吓呆了……
闻声奔来的人也都慌了，不知怎么办。张友渔的妻子甚至哭了起来。
这时，桥下却传来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
两支电筒循声照去，看见了！她下地站在桥下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烂泥里。
“受伤没有？”茅盾着急地问。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去呀！”
靠了两位“保镖”的帮忙，终于把她救了上来。
在惠阳城内一家大旅馆里，孔德沚换去湿衣，借到一只小泥炉，生上火，一边烘烤衣服，一边叙述她“失足”的经过：“我脚下踏一个空，身体就掉下去了。心里想，不好了，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里，像腾云似的。后来，扑通一声，到了水里了，真运气，可巧全是水草和烂泥，没有石块。我赶快爬起来，就听到你们在岸上喊。你们以为我死了，我就喊：
没有死，没有死……”
在床上发烧的胡仲持说：“真是奇迹，竟没有一点伤，还坚持走到了惠阳！”
“那时我们都吓慌了。要是伤了，怎么办呢？”廖沫沙说。
“幸而冬天水浅，不然，两丈深的水……”叶以群心有余悸地说。
“如果死了，或伤了，那你们就麻烦了。”孔德沚笑着说。
大家也都笑了。
茅盾对妻子的勇毅深为钦佩，他松了一口气说：“三栋出发前，我要买灯笼，好像是有预感似的。不过，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茅公，我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既惊险又富有传奇色彩，你要是写在小说里，那有多精彩！”叶以群冒出这么一句。
茅盾微笑不语，心里说：“我一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总是要写的，要写的……”
四四、笔耕桂林
1942年3月9日，从桂林的一家旅馆门外走进两个客人，身上都穿着既肮脏又肥大的蓝布棉袄，男的左手提着个包袱，右手拎着一只热水瓶；女的一手挽着个包袱，另一手提着只小藤篮。两人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男，孙家禄；女，孙陈氏。
茶房看着这两个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乐。他怎么会知道：这两位旅客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时，他俩的全部家当是：一条俄国毛毯，几件替换的内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新旧约全书》，一支自来水笔。经过三个月的难民生活，他们的钱袋里，所剩已廖廖无几。
“钱袋快掏空了，怎么办？”妻子问丈夫。
“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重做冯妇，卖文为生。”茅盾无可奈何地说。
“这旅馆住不起，你快找人帮忙租一间房吧。”妻子提出了当务之急。
过了一天，叶以群介绍茅盾和邵荃麟认识，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间厨房让给了他们。叶以群说，他接到党的指示，要去重庆，并告诉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负责人。
于是茅盾夫妇来到桂林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卷，搬进邵荃麟腾出的那间厨房。这间房很小，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只双人床和一张桌子。
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从香港脱险的夏衍、金仲华等朋友闻迅都来看望茅盾。夏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下。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天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