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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见他沉默不语，就对他说：“你和德止姐商量商量，我过两天再来听你的回音。”
茅盾立刻说：“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工作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
张闻天又说：“德止姐如果放心不下孩子，也可以留下。”
“不，我同雁冰一起行动，孩子已经大了，托琴秋照顾就行了。”茅盾妻子急忙说。
“那样也好，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孩子留在延安，请你们放心，我们都会照顾的。”张闻天又说，“董必武同志下个月要去重庆，你们可以和他同行，这样路上比较安全。
现在行期尚未定，你们可以先搬到交际处去，在那里还要作些准备工作。”
茅盾送张闻天走出窑洞，向沟底慢慢走去的时候，说：“有一件事原来想找个机会正式向你提出的，现在来不及了，只好简单地讲一讲。”
张闻天停下了脚步。
茅盾郑重地说：“我请求党中央研究一下我的党籍问题，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我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了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
“你这个愿望很好，等我回去提交书记处研究后再答复你。”张闻天握着他的手说。
回到窑洞，警卫员小任迎上来：“首长，你是要到重庆去吗？”
茅盾看着这个跟了自己四个月的小同志说：“是的。小任，我想叫你同我一道去重庆，到那里我可以继续教你学文化。”
小任高兴地回答：“我也想去，等我请示一下警了团的首长。”结果警卫团的领导没有同意小任的要求，他只好两眼含着泪花跟茅盾夫妇告别。
孔德沚拿出刚缝制好的两双蓝色花格布凉鞋，递到他手里：“做的不好，你拿去穿吧。”
过了几天，茅盾辞别了周扬和鲁艺的一些朋友，搬到南门外交际处去了。他托张琴秋和张仲实照顾两个孩子，又再三叮嘱沈霞、沈霜应注意的事情。沈霞、沈霜在四个月里已过惯了集体生活，对即将离去的父母并不怎么留恋。茅盾的妻子却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抱着儿子啜泣起来。
张闻天来到交际处，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你的要求，认为你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你能理解。”
对于党中央作出的决定，茅盾当然是理解的。
临行前，他和妻子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茅盾说：“我把两个孩子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
“这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10月10日，茅盾和夫人由周扬等人陪同，从交际处步行出来，身后是一头毛驴，驮着他们简单的行李：一口书箱，一卷铺盖。他们缓步来到列对欢送的鲁艺学员们前面。热烈的口号响起来了：“欢迎茅盾同志再来鲁艺！”
“欢迎茅盾同志再来延安！”
茅盾和妻子没有演讲，没有说话，只是一边挥手，一边擦泪，频频点头告别，向前走去，踏上了新的征程。
两年后，茅盾在一首诗中写道：
鱼龙曼衍夸韬略，
吞火跳丸寿总戎。
却忆清凉山下路，
千红万紫斗春风。
三九、雾都来去
茅盾夫妇于1940年11月下旬来到山城重庆。这时，雾季已经来临，到处是湿漉漉的，许多天见不到一线阳光。
日本飞机大轰炸后留下的一个个炸弹坑，成了一汪汪的水潭。雾蒙蒙中的一处处房屋，大都被弹片震得斑斑驳驳。然而这个战时陪都，比茅盾预料的更活跃，也更乌烟瘴气。
他们先是住在郊外红岩山上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两天后搬到城内枣子岚垭良庄，与沈钧儒、王炳南两空合住一幢小楼。他们夫妇住的是三楼。
在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周恩来对茅盾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昕会找你谈的。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加要针锋相对他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
徐冰是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组组长。他向茅盾详细介绍了重庆和整个大后方文化界斗争的情况，并给了茅盾一些《新华日报》及其他材料。
郭沫若、田汉、邹韬奋、徐伯昕、老舍、沙汀、叶以群等朋友先后爬上小阁楼，看望了他们夫妇。
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将军派人约茅盾见面。张治中是他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顶头上司，因此他想，约见无非是官样文章，但又不能不去应酬一下。茅盾来到张治中官邸，张治中却和他拉家常。最使他料想不到的是张治中居然谈起了茅盾的母亲，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并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表示敬佩。茅盾心想，不知他怎么会了解我母亲的？后来，他才弄清是张治中读了孔另境六月份在报上发表的《一位作家的母亲──记沈老太太》。茅盾对张治中的看法改变了：如此看来，这位国民党大员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个有头脑有识见的人。
几天后，从新疆传来盛世才诬陷杜重远“与逆精卫勾通”的消息。茅盾不胜惊异，他立即找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商量营救杜重远的办法。在向周恩来征询了意见后，茅盾起草了由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七人署名的一份千字电报，向盛世才婉转而又严正地申辩杜重远绝对不可能“通汪精卫”，他列举了杜重远抗日爱国的言行以及为人耿直磊落等事实，同时电文又给盛世才留下退路，说新疆地处边陲，许多证人证据不易查找核实，难免发生错误判断，希望能将杜案移来重庆复审，他们愿为杜重远作保。一个星期后，盛世才给他们一个一句话的复电：“在新疆六大政策下没有冤狱。”茅盾拿着电报，气得两手打颤，满脸青紫，愤怒地吐出了两个字：“魔鬼！”
他常去参加全国文协组织的创作座谈会、讨论会，在会上发言。会后回到家里，他就坐在靠椅上闭目默想自己在会上的讲话，对演说稿、讲话提纲细细推敲、修改，然后伏案写成文章。长期以来他已养成了习惯，每一篇稿子都是自己抄写，凡在两页以上的，他都亲手用白线订起，以免遗失。
一天，徐伯昕通过各种办法，弄来了《文艺阵地》在重庆出版的“审查证”。他交给茅盾说：“现在就看你这个主编的了！”在茅盾提议下，组成了《文艺阵地》的七人编委会。
叶以群是实际负责人，茅盾是他的“后台”。这样，叶以群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时间一长，茅盾发现叶以群还是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专门照顾他这个“党外人士”的。凡是共产党内有什么重要活动或会议，需要茅盾参加的，常由他来通知。而党内的文件、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也由他向茅盾传达。
二天，茅盾和叶以群商量复刊后的《文艺阵地》怎样“创新”。他提出，《文艺阵地》一定要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应该重视杂文这把锐利的匕首，使它发挥突击队的作用。叶以群完全赞同他这个主张。两个商量后决定向编委会提出，刊物增加“杂感”一栏，专登杂文。
1月17日晚饭后，沈钧儒从二楼走上三楼，神色紧张地告诉茅盾：“刚刚得到的消息，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发生了冲突，顾祝同的七万军队把新四军一万多人包围并消灭了。
听说新四军军长叶挺受伤被捕。今天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判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唉，扑克来这次共产党吃了大亏。”茅盾惊愕得半张着口，一时说不出话来。
待定了定神，他才说：“老蒋这种做法是不打算抗日了，他连一点退路也不给自己留下。
“是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战的局面，共产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就看他们怎么对付了。”
第二天，茅盾读到《新华日报》上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两天后，徐冰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已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茅盾心想：他们下令解散，我们又下令任命，真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呵！
1月20日上午，他应约匆匆乘车来到沙坪具，然后步行到红岩，攀上八十八级石梯，经过黄桷树，沿右侧小路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一楼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向与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介绍了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共中央的严正立场。茅盾和大家的心里更亮了。
那天晚上，徐冰又来到茅盾的家里，对他说：“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有两种前途，一是内战，一是我们打退了反共高潮，继续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我们力争第二种前途……，不过，恩来同志认为，即使争取到第二种前途，今后重庆的环境也会更加险恶，斗争将会更复杂。”
“那我们就要更加警惕地从事斗争了。”茅盾说。
徐冰点了点头，继续说：“恩来同志指示，目前重庆的进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