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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搬往极司非尔路信义村1弄4号的前一天，茅盾去向鲁迅告别。
“哦，你们明天就搬走吗？”鲁迅问。
“是的，家里的东西都整理好了。”茅盾答。
“这样，我们商量事情就不方便了。”
“因为住得远了，往后不是紧要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
茅盾告诉鲁迅，他到大陆新村已有两年，知道他住址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且自从国民党当局实行图书杂志审查后，他卖文的收入减少许多，加上乌镇老家的房屋要翻修，每月六十元的房租就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妻子为这件事唠叨过多次，要换个房租便宜的地方。信义村的房子是二楼二底，每月房租四十元。那里既有租界的安全，又有租界所没有的隐蔽和宁静。
从谈话中茅盾发觉鲁迅心情不好，于是起身告辞。鲁迅却拉住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秋白被捕了。”
“啊，怎么会呢？”茅盾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问：“这消息可靠吗？”
鲁迅拿出一封信，说：“这是他化名给我寄来的信，你看。”
茅盾接过信，凑近灯光，看到瞿秋白给鲁迅写道：“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子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我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鲁迅说：“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又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中共组织被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要找这样一爿店，又能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个铺子。”
“就怕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是要靠党的方面来想办法。”
茅盾和鲁迅两人木然对坐，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从鲁迅家里出来，茅盾匆忙回到家中，关严房门，把瞿秋白被铺的消息告诉了孔德止。
她一听就哭了起来。茅盾说：“你别哭，让人听见了不好。我们要尽力协助鲁迅、协助党营救秋白！”
那还是1921年瞿秋白在苏联旅行期间，把他所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书稿寄回国内，由他的好友郑振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茅盾看到了两部原稿，觉得他的文章极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幅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是一个博学、思路敏锐、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
当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以为十月革命一成功，苏联马上就变成了人间乐园。而一旦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想象不相符合，就一下子，上狂热变成冰冷。对于这样的人，茅盾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们的病。
大约1923年春天，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教务会议上，茅盾第一次遇见瞿秋白。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茅盾教小说研究，也讲希腊神话。瞿秋白真是人如其文，幽默得很！
茅盾记得郑振铎和高君箴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郑振铎发现他母亲没有图章，不能在结婚证书上盖章。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谁知派去送信的人带回的信笺上写的却是“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急需，限日限件，润格加倍；
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
郑振铎以为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转求于茅盾。第二天上午，茅盾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看了说：
“何必送这样重的礼！”茅盾把红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新郎郑振铎和新娘高君箴的。新郎新娘两章合成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既表示祝福，又寓郑、高二元，恰好是五十元。忙对郑振铎说：“秋白开这个玩笑，真出人意外，妙，妙！”两个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茅盾感到瞿秋白的篆刻比自己高明得多，就把自己刻的图章收了起来。
早在1927年春，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茅盾，常去向瞿秋白请示工作。
此时，他耳边又响起瞿秋白的声音：“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当时，报纸要着重在这样三个方面……”秋白是多么好的上级和同志！
在文学事业上，秋白则是茅盾的一位诤友和知音。1932年5月，光华局出版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路》。他的《后记》中说：“因为《教育杂志》的主持人希望小说的内容和教育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写了学生生活。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就略加改动，使由‘中’而‘大’。”这里说的“有位朋友”就是瞿秋白。《路》出版后，瞿秋白看了全书，又提出书中有些恋爱的描写可以删去。
后来此书再版时，茅盾就删去了三四页。
在茅盾的《三人行》发表以后，瞿秋白写了《谈谈〈三人行〉》一文。他肯定茅盾写这个中篇小说的立场和创作意图，但又指出：“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三人行》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作者脱离了现实生活，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他还当面向茅盾指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瞿秋白这一批评，言词尖锐，茅盾却由衷地接受了，他说：“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一个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的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
更使茅盾难忘的是在他写作《子夜》时，瞿秋白对他提出了一条又一条宝贵的意见。他曾带了《子夜》前四章的原稿和各章的大纲，和妻子一起来到瞿秋白家。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茅盾的原稿，边谈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那一章。瞿秋白说：“雁冰，你写农民暴动，怎么没有提土地革命呢？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这样写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
茅盾很感兴趣地听他介绍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形势，党的各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听到瞿秋白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时，他频频点头。
天黑了，两人还在交谈着。这时，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一起吃晚饭。秋白对茅盾说：“吃达晚饭，我们再谈吧。”
不料刚放下筷子，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瞿秋白夫妇必须立即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转移到何处呢？
“你们暂时搬到欠家去住几天瑞说。”茅盾向瞿秋白提议。
“那要给你们添麻烦了。”瞿秋白说。
“都是自己人，快走吧。”孔德止说。
瞿秋白夫妇在茅盾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和茅盾天天谈《子夜》。
“雁冰，你写吴荪甫坐‘福特’，这是普通轿车，象他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何不让他坐‘雪铁龙’呢？”秋白说。
“哦，好的，改为‘雪铁龙’好。”秋白看稿子如此细心，茅盾真想不到。
瞿秋白还建议茅盾把吴荪甫、赵伯韬两在集团最后握手言欢的结尾，改写成一败一胜。
这样更难反映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他又说，大资本家愤怒到绝望的时候，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
茅盾觉得这些建议都很重要，就照着作了修改。只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他没有按照瞿秋白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他觉得，仅仅有这方面的一些耳食来的材料，没办法写好，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还不如不写。
《子夜》一出版，瞿秋白就用“乐雯”的笔名，在1933年3月12日《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子夜与国货年》一文，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是很大的成绩。“他又在《读子夜》中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是第一部；……”
茅盾和瞿秋白也有过争论。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化名宋阳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茅盾在《文学月报》的约请下，用“止敬”的笔名写了与瞿秋白探讨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不久，瞿秋白又写了答辩文众文艺，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而茅盾认为“不能使大众感动的就不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应以“技术为主，作为表现的媒介文字本身是末。”瞿秋白认为旧小说的白话是“死的语言”，而“五四”以来的白话就根本没有活过，一种新的普通话正在产生，要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去完成。茅盾则尖锐地批评他贬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白话。彼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
有一天，茅盾收到瞿秋白的一封信，署名是“犬耕”，不解其意，就问瞿秋白。瞿秋白说：自己搞政治，就好比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