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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意识到自己将写的这部小说，意义是很重大的。他说，“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从《幻灭》到《虹》，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青年女性。这次，他要写大资产阶级，要写大银行家、大工业家了。
茅盾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第一部叫《棉纱》，第二部为《证券》，第三部是《标金》。
然而，他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等等，都不好处理。”怎么办呢？他一时没有考虑好。
11月，他转而写中篇小说《路》。可是才写了一半，眼病又第二次发作，而且更加严重：
右眼角膜溃烂成小孔，左眼瞳孔一半为厚翳遮掩。他心里有点发慌，问刘以祥医生：
“能治好吗？”刘医生说：“右眼好治，可注射血清，左眼比较难以对付。”又说，“你不能再看书写字，总之不能再用眼”。经过刘医生的精心治疗，半个月后，他右眼复原，三个月后，左眼去翳也消除了。
在这三个月里，茅盾的眼睛不能多用，大脑的思维活动却活跃得很。他暂时抛开《路》，又回到“城市──农村三部曲”上来，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他又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
在眼睛康复以后，他续写完了《路》，就根据提纲写完了“约有若干册的详细的分章大纲”。
他写的《提纲》，我们可以从茅盾晚年的《回忆录》里读到。而“分章大纲”，他在《回忆录》中说：“都丢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大纲”的一部分──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已经发现，刊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一辑。这几章“大纲”，是如此详细，简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缩本！
然而，当他提笔要根据“分章大纲”写成小说时，“感到规模还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他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而且，“关于军事行动的描写，即使作了调查也未必能写好。”因为他没有在部队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经验。于是他“就有再次缩小计划的考虑，彻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他仍在积极地进行创作的准备。先是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遇到的那些同乡、亲戚、故旧，他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尤其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丝竞争，使得中国各地的丝厂纷纷倒闭。仅1930年，上海的丝厂就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镇江、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丝厂，也十之八九倒闭。这使他改变了原来主要写纱厂的计划，决定以丝厂作为基点。他又从同乡故旧的口中知道，1929年中国各省火柴厂宣告破产的，达三十八家之多。这又坚定了他以写“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原定计划。”
为了写好丝厂和火柴厂的民族资本家，他再一次去丝厂、火柴厂参观。他写道：“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且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人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周促伟的性格在书中算是另一种典型，我同样是综合数人而创造的。”
因为小说中要写到公债投机，他找了个朋友带进入华商证券交易所实地观察。这个朋友叫章郁庵，他们曾一起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现在章郁庵是交易所的一个经纪人。他向茅盾说明了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以及什么是“空头”（卖出公债者），什么是“多头”（买进公债者）。
走进交易所的大门，茅盾看到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很象大戏院的池子，而池子则象是一个蜂房。章郁庵让他看池子后方上面，那里站着一些袖子卷到肩胛边的拍板人，这些人后面的电光记数牌上跳动着红光闪闪的阿拉伯数字。他心想：“啊，这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会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那些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他看这边，有两个人咬着耳朵密谈；瞧那边，又有两个人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上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个人弓着背抱了头，似乎在转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呢？
有时，茅盾还在交易所观察到，一些无稽的谣言竟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他感到，“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这些人更敏感的人了。”
1931年春天，他因为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这部小说的写作又拖延了下来。
夏季酷热异常，茅盾住在三楼，常常“热得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先写出新的分章大纲，把精力专注在“左联”的工作上。
10月，他觉得写作长篇的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便辞去“左联”的行政书记，专心写作起长篇来。
当全书脱稿时，茅盾在“后记”中写道：“《子夜》十九章，始作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其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变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卒成书，未遑细细推敲。”
这部长篇刚写好前面几章，《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找到他，打算从1932年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茅盾为此曾拟了三个题目：夕阳、燎原、野火。最后决定叫《夕阳》。
这是取息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暗喻蒋介石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表面上是全盛时代，实际上已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不料突然发生了“一二八”上海战争。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军侵略的炮火烧毁，他交去的那部分《夕阳》稿子也被焚毁。幸好那是孔德止抄的副本，他亲手写的原稿还保存着。
全书写完后，他经过再三斟酌，决定将书名改为《子夜》。他想：“夕阳”概括着旧中国社会的日薄西山，一派混浊、暗淡，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而“子夜”不仅包含着旧中国黑暗的一面，同时也象征着既已半夜，快天亮了，黑暗过去，黎明就要来临了。
“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到来的先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从《夕阳》到《子夜》，这书名的更易，正反映着茅盾的思想在创作中不断深化。
《子夜》在1933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茅盾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想到鲁迅多次问过写作《子夜》的进展情况。现在《子夜》终于出版了，应该尽早给他送上一册。
第二天2月4日，茅盾拿了《子夜》，和孔德止一起，带了儿子，去北四川路底的鲁迅家中拜访。
鲁迅接过茅盾的新作，翻开扉页一看，是空白的，就向茅盾郑重提出：“雁冰，你怎么不签上大名呢？来来，这书你得签名，好让我留念。”他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上毛笔。
“这一本是给你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茅盾说。
“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仍坚持让他签名。
于是，茅盾在《子夜》的扉页上端正地写上：“鲁迅先生指正”，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鲁迅日记》对这件事的记载是：“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报以积木一盒，儿童绘本二本，饼及糖各一包。”
过了几天，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变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变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子夜》出版后，引起了各界读者的注意。“左联”内的党组织对《子夜》进行了讨论，瞿秋白、朱明、朱自清、吴组缃、赵家璧、侍桁等都写了评论。连曾是学衡的吴宓也撰文说他“最激赏此书”，认为《子夜》“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小说的技巧“可云妙绝”。
从2月至4日的三个月内，《子夜》重版了四次；初版印数为三千本，每次重印各为五千本，均销售一空。陈望道对茅盾说：“你这本《子夜》的发卖真是空前啊！连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你在这本书里描写到了她们。”
茅盾的表妹（即卢鉴泉的女儿）宝小姐也破例读了《子夜》。有一天，她竟问茅盾：
“表哥，你写的吴少奶奶，是拿我做模特儿吗？”
对于她的误会，茅盾只好笑而不答。
二五、痛失诤友秋白
茅盾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编选工作。他把自己撰写的《导言》和原稿交给赵家璧时，已是1935年3月上旬。
在搬往极司非尔路信义村1弄4号的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