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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民，我们找得你好苦啊！”茅盾说。
“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哈！”穿着一身工人服装的沈泽民幽默地说。
孔德止赶快端来了洗脸水，让弟弟洗脸，又拿来茅盾的衣裳叫他先换上。茅盾削了只大苹果，递给弟弟。然后，听他叙述“失踪”的经过：
那天他下了法国邮船，按照事先联系住进新世界旅馆。可是还不到一个钟头，就有人来找他，而且称他“师长”。两人相见，才知是误认。他估计还会有人称他“师长”，要他裁培等等，决定立刻搬走。在虹口一个广东人家，是为语言不通，彼此可以少说话。
他还得预防说梦话露了真相。因为他自称是乡下来的农民，不识字，自然不看报。茅盾两次登报找他，哪会想到他边报也不看呢。他也曾到出版左派书籍的书店去，希望遇到熟人，谁知第一次去，他就瞥见了托派王独清，从此他就不敢再去书店了。为什么不找郑振铎等人呢？茅盾不知道，“四·一二”以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只知道国内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他也认为郑振铎等人都靠不住了。最后，他打算进工厂做工，心想在工人中间一定可以找到党。他买好了工人服装，天天穿上到一些工厂门外找机会进工厂，却不料遇见了杨之华。这样，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后来，茅盾和沈泽民了解到，确实有一个李明扬师长，原来是李烈钧的部下。现在这个李明扬师长，是有职无兵，蒋介石每月只给他一点维持费。
沈泽忆回到上海不久，张琴秋把女儿玛娅送进国际儿童院，与另一位女同志结伴，经满洲里，也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泽民一起到茅盾家探望，未见到母亲。茅盾告诉弟弟和弟媳：他1930年春回到上海后，下半年母亲就迁回乌镇定居，但每年必来上海过冬。并说他每年至少要回家乡一次，或者接母亲来上海，或者送老人家回乌镇。茅盾还说，得到他要回上海的消息后，本想写信报告母亲，因一时找不到他，只好暂时瞒着母亲。过几天，自己就要回乌镇去接母亲。
当沈泽民和张琴秋第二次来探望兄嫂时，茅盾已把老母从乌镇接到上海过冬。母子见面，陈爱珠一只手拉着二儿子泽民，一只手拉着二媳妇琴秋，喜泪盈眶，乐得合不上嘴。只是听说孙女玛娅留在苏联了，她不能见到，脸上现出了不快。儿子、媳妇赶快劝慰，大孙女亚男和孙儿阿桑偎到她身旁，老人才又开颜欢笑。
这以后，沈泽民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张琴秋仍从事女工运动。
1931年4月底，沈泽民穿着西装革履，张琴秋是旗袍烫发，来向母亲兄嫂辞行，说他们要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沈泽民告诉兄嫂，党中央在1月间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现在的负责人是王明。目前党在白区的活动十分困难，而苏区的土地革命却蓬勃发展，地区日益扩大。因此，3月间党中央决定迁到苏区去，一部分人到中央苏区，另一部分人到鄂豫皖苏区，其中有张国焘等人。他们在“五一”之后就动身。
“到了那里就到了自由的天地，在自己的地区工作，将是何等的快活！我和琴秋可以十天干一番啦！”
沈泽民夫妇的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对到苏区去流露出由衷的欢喜。
陈爱珠看着二儿子、儿媳的穿着打扮，不放心地问大儿子茅盾：“德鸿，你看阿二、琴秋穿这种衣裳去那里，敌人一看就会怀疑吧？”
还未等哥哥开口，沈泽民就笑着说：“妈，您放心！这套行头是我们在上海的化装，去苏区要另换行头的。”
那天，老母、茅盾夫妇和沈泽民、张琴秋互诉亲情，互道珍重。他们哪里想得到，这一别竟成为永诀！
193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茅盾接到鲁迅派女佣人送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日午后二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这个白俄咖啡馆在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附近，比较幽静，中国人光顾的不多，鲁迅和茅盾等三两个人要商量什么，而对方又不便领到家中来的，常选在那里会面。
第天，茅盾准时来到咖啡馆，见鲁迅已在等待，就问是谁来了。鲁迅说是成仿吾。他听了感到愕然。心想：这个成仿吾，我和鲁迅虽同他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只听说他到苏区去了。他怎么会来找我？鲁迅听了他的问话，说：“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
两人正谈时，郑伯奇领着成仿吾来了。四个人互相作了介绍，一边喝咖啡，一边谈了起来。
成仿吾说，他从鄂豫皖苏区来，是到上海来治病的。他问鲁迅能不能帮他找到党方面的朋友。鲁迅说可以，来得正是时候，过几天就不好办了。于是记下了成仿吾的地址。成仿吾接着对茅盾说：“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
“这不可能！”茅盾脱口叫道。
“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他的工作又十分繁重，他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就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得了严重的疟疾，在缺医少药又无营养的条件下，就支持不住了。”成仿吾说。
茅盾又问：“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
成仿吾答：“11月20日，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去世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他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
他们黯然坐在那里。待了一会儿，鲁迅打破了压抑的气氛，站起身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
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
“令弟今年三十几了？”鲁迅问。
“虚岁三十三，比我小四岁。”茅盾答。
“啊，太年青了！”鲁迅惋惜地说。
后来，茅盾从杨之华处了解到沈泽民病故的详细经过。沈泽民和张琴秋到达鄂豫皖苏区之后，沈泽民先是任中共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后来又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张琴秋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他们的工作都很出色。蒋介石在1933年6月，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被割裂和侵占，红军遭到了极大的困难，主力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作战。这时，沈泽民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在频繁的战斗中，每天吃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医疗了。而且苏区与红四军方面军、与党中央都失掉了联系，为了重新建立与中央的指示，决定派成仿吾去上海找中央。11月初，他已吐血不已，仍坚持向中央写报告。
就在写完报告后的几天，他吐血不止，与世长辞了。
“你弟弟临终前，对战友们说：‘同志们，要以万死的决心，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唉，他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啊！”杨之华还告诉茅盾：“泽民给党中央写的报告，是用药水抄写在一件衬衫上，由成仿吾穿上带出来交给秋白的。秋白走时，已带是泽民的报告，呈送给中央。”
想起自己是弟弟的入党介绍人，如今弟弟却在革命斗争中病故了，茅盾的悲痛犹如万箭钻心，眼泪禁不住潸潸而下。
二四、创作《子夜》
从1930年秋天起，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同时发作，医生嘱咐他：“少用眼多休息。”他闲着没事，便经常到表叔卢学博的公馆去。
卢学博卸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后，来到上海作“海上寓公”，任中国银行监察、交通银行董事长、浙江实业银行常务理事。
在卢公馆，茅盾见到了许多同乡故旧。这些卢公馆的常客，有银行家，有开工厂的，有政客，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投机的，还有军界中人。
茅盾说：“卢公馆的客人中，除银行家而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要打听政局的消息，卢公包是个能有所获的地方。也是在卢公馆，我曾听说，做公债投机的人曾以三十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三十里（这成为后来我写《子夜》的材料之一）。”
秋天，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津浦铁路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已波及到上海。
前来卢公馆的那些人都在互相打听政局、战况，交换经济情报和各种信息。茅盾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对于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国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天天听到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人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
他还经常从党内的朋友处得到苏区的消息：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更使用权他心情振奋的是，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一度攻占了长沙。
他后来说：“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他写这部小说也是一个促进。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篇文章把他吸引住了。当读到严灵峰、任曙等的文章时，他十分气愤：“托派真是太狂妄也太幼稚了！竟然胡说什么中国已走上了资本产义的道路，还胡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文章，主张什么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可经在“夹缝中求处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他也觉得不仅糊涂，而且完全错误。
茅盾意识到自己将写的这部小说，意义是很重大的。他说，“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