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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有个读者写信给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认为鲁迅的笔“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实之感……”
这样的批评，他不同意，立即拟了一封回信，与来信一并发表。在回信里，他决断地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在《读〈呐喊〉》中，他说“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普遍弱点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
茅盾清楚地记得，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鲁迅寄来并经他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作品有：《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翻译作品有：《工人绥惠略夫》、《疯姑娘》、《战争中的威尔珂》、《医生》、《世界的火灾》；还有鲁迅译的评论：
《近代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等等。
1927年10月12日，茅盾和妻子晚饭后正在喝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示意妻子等他躲到楼上再开门。
原来是鲁迅在周建人陪同下来看望他了。
茅盾闻讯喜出望外，连忙下楼沏上龙井茶。“我听说你到上海来了，而且也住在景云里，只是因为通缉令在身，未能去府上拜望。”
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就到府上来了，免得走漏风声。”
周建人说：“大哥到上海后，听人说你去日本了，他感以很遗憾。今天我告诉他，你并没有走，隐藏在家里。你家里人在外放空气说你到日本去了，是要避免国民党追踪。大哥一听，就要我陪他来看你。”
鲁迅告诉茅盾，他是9月27日下午在广州上船，经香港到上海，已是10月3日午后。8日搬到景云里，是周建人帮他找的房子。
这是茅盾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他前往作陪，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回，两人就谈了很多。
茅盾谈了他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失败的情形。鲁迅也向他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并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他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还说，已看到《小说月报》上登的《幻灭》的前半部，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从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茅盾说的“第二篇小说”是《动摇》。
几天后，当他正要构思《动摇》时，叶圣陶前来对他说：“‘月报’上评论太少了，这方面稿件很缺。雁冰，你是此中老手，赶快写几篇吧。最好请你先写一篇《鲁迅论》。”
茅盾答应了下来。但第一篇写的是《王鲁彦论》。因为他感到评论界对王鲁彦的评论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才能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他第二篇才写《鲁迅论》。两篇评论写完以后，立即交给了叶圣陶。
11月份的《小说月报》出版了。叶圣陶给他送来刊物。他看到上面印出的仍是《鲁迅论》。
未等他发问，叶圣陶便向他说明，自己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论》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鲁迅刚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鲁迅的意思。
这篇《鲁迅论》的署名为“方璧”，是从他过去的笔名“玄珠”演化来的。他没有署“茅盾”，他说：“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
在这篇评论中，他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认为鲁迅小说所写的，“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又认为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
对于这篇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茅盾在晚年写道：“这篇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已一致认为：茅盾，是鲁迅作品最早和知音。
二一、亡命日本
茅盾写完《追求》，已是1928年6月底。有一天，陈望道来看他。闲谈中，发现他久困斗室，精神上很苦闷，身体也不好，就说：“雁冰，天气这么热，你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不真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
茅盾觉得这话有道理，而且他也知道，去日本很方便。（当时，中国人去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他说：“我怕不懂日语，到那边有困难。”
“这没关系，我的女友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陈望道又说，“秦德君现在化名徐舫，在我家已住了几天，她也要到日本去。”
“哦，那我路上就有伴了。”
秦德君是四川人，1922年在党办的平民女校高级班读书悍，茅盾教过她英文。他还记得，秦德君那时平民女校工作部部长，恽代英称她是“黄毛丫头部长”。
第天，茅盾去见了秦德君。她拿出二十五日元，托他买船票。
7月初，他叫了出租汽车，去陈望道家接秦德君。秦德君看到他换了一身灰色西装，黄色鞋擦得亮亮的，剃去了八字胡，显得很精神。就笑着招呼：“沈……”茅盾止住她，悄悄说：“记住，我现在的名字是方保宗。”
“我的化名是徐舫。”她也低声茅盾说。
来到码头，他们乘上了开往神户的一条日本小商轮。经过三昼夜漂泊，船抵神户。宪兵挨个检查旅客。
他们两人站得很近，行李也靠在一起。日本宪兵把他俩当成了夫妻。秦德君心想：“我们都是亡命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多说呢。”茅盾和秦德君又乘上从神户驶往东京的火车。开车不久，一个穿西装的人过来同茅盾攀谈。见他不懂日语，就改说英语，询问他的姓名。
茅盾把预先印好的“方保宗”的名片给他看。他又问茅盾在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游玩哪些地方。茅盾懒得同他周旋，只简单地回答“是”或“不”。而他却表示得十分亲热。
车抵东京。吴庶五带茅盾住进“本乡馆”，把秦德君安排在“中华女生寄宿舍”。
吴庶五和秦德君刚走不久，在火车上和茅盾攀谈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来了。仍用英语，表示愿意帮忙。茅盾觉得这人奇怪、可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时有一个穿和服的人走进房间，用中国话和茅盾打招呼。他一看，原来是熟人，武汉时期《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启修。未等茅盾开口，他用日语向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人笑笑，恭敬地向茅盾说了声“打拢”，便走了。
“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茅盾问。
“他是特高科的便衣。”陈启修答道。
茅盾知道，日本警视厅特高科是搞情报工作的，便说：“他们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的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人员怎么不找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你怎么认识他？”茅盾问。
“哈哈，我来时，他就来拜访我，当然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猜他是特高科的便衣，一语点破，他也只好承认了。”陈启修大笑道，又说，“我是辞掉《中央日报》总编辑之后，直接到日本的。”
茅盾把自己的情形也对他简略地说了一下。他邀茅盾到他房间里去坐坐。茅盾拉上门，就跟他过去。陈启修的房间里堆着许多日文书籍，也有中国杂志。他拿出一本书送给茅盾，书名是《酱色的心》，作者陈豹隐。
茅盾猜想这是他新和笔名。翻开一看，是短篇站说集，第一篇即名《酱色的心》。这使他大为惊异，想不到这位法科教授也来写小说了。他指着书说：“这《酱色的心》是……
陈启修说：“不瞒你说，‘酱色的心’是比喻我在武汉时期，共产党说我是顾孟余的走狗，是投降了国民党，这样，我的心就是黑的；但地国民党方面，仍把我看成忠实的共产党，我的心是红的。唉，你看，我介于红黑之间，岂不成了酱色？”接着又说：“蒋介石仍看我是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对我下毒手，到那时，顾孟余一定还要打我这人条落水狗，所以我还是到日本来做亡命客。”
茅盾问：“豹隐二字，何所取义？君子豹变，何不取豹变呢？”
“我是豹变以后就隐居了，所以用豹隐。”
茅盾心想，这言外之意岂不是说，他不做共产党员了，当然更不愿意做国民党员，所以要隐居吗？当他拿了《酱色的心》要走时，陈启修又说：“你不懂日本话，如果有事要我帮忙，请不要见外，尽管来找我。”
回到自己的房间，茅盾坐在灯下读《酱色的心》。可是陈启修刚才的话还在耳边响，心想，这个陈启修跟武汉时期所见的，似乎有点变了。现在他坦然地自称为“酱色的人”，这不仅是自我解嘲，也含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藐视呵！
7月上旬，他盘腿坐在铺席上，完成了东渡日本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自杀》。写环小组与一个革命男性恋爱并发生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