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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能打仗，是一个比较左倾的国民党将领。
沈雁冰接过这些情书翻看着。他想不到黄琪翔能写如此缠绵悱恻的情，就问：“你为什么不喜欢黄琪翔呢？”
“带兵的人是捉弄摸不透的，今天他能这样写信，明天也许抛开你就走了。我有点怕他。”
范志超答道。
在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弥漫着浓厚的浪漫气氛。透过瞿景白追求范志超，以及范志超对瞿景白、黄琪翔的态度，沈雁冰对“时代女性”的认识又丰富和深入了一层。
次日下午，船到镇江。沈雁冰考虑在上海码头容易碰到认识自己的人，不如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范志超，她也赞成。于是沈雁冰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给了范志超。
船一到镇江，他就登上了码头。
镇江码头上，军警在搜查旅客。一个当兵的过来搜查，发现了沈雁冰带的那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又见他没有行李，就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他。他心想，这张抬头支票不经过商店担保，也不能从银行取钱。于是急中生智，低声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
那个兵迟疑了一下，便把支票塞进口袋里，放他走了。
沈雁冰在镇江上了火车，正要进车厢，却看到已制造蒋介石的吴开先等人在里面，立即收回脚，站在车门旁。车一到无锡，就跳下车，在无锡找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乘夜车回到上海家里。
他把失掉那张支票的事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失”，然后由共产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
一九、笔名“茅盾”的由来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按黑名单，搜捕共产党员。
沈雁冰于1927年8月下旬潜回上海。他回到东横到滨路景云里的家里，只见母亲和一双小儿女。母亲告诉他，孔德止因为小产，住在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里。于是他前往看望。
“德鸿，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你，我对他们说，你到日本去了。现在你回来了，怎么办呢？”孔德止问。他没有马上回答。心想：和我同住在这条弄堂的，有许多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于是他对妻子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
他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他想：找职业显然不可能，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两天后，妻子回到家中，只是仍有低烧，还需卧床调养。
他就在妻子的病榻旁摆上一张小桌，一面照顾妻子，一面看书、写作。
还是去年在上海时，沈雁冰就听说，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梅电龙追求唐棣华，简直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他问唐棣华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唐棣华这样说，大概是开玩笑。但是，梅电龙从唐棣华屋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脑子里一直在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一包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了。
走了一段路梅电龙才想起那包文件，可是已经晚了。当时，沈雁冰就觉得“这件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
一天晚上，他去参加一个小会。会开完后，适逢大雨，他撑起雨伞正想走，忽然听人说：
“雨这么大，叫人怎么回去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唐棣华，见她没有带伞，就说：
“来吧，我送你回家。”两人合一把伞，雨点打在伞上腾腾地响。他偷眼看了看紧挨在身旁还泛着兴奋的红光，越发显得美丽动人。顿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仿佛是电影的片断。他听不到雨打纸伞的声音了，忘记了还有个同伴。
后来他写道：当时，“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中，撑一把伞，就动笔的。”
就是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写下了第一个小说大纲。
后来，沈雁冰去到武汉，忙于编辑《汉口民国日报》，就把这个小说大纲忘记了。然而，他在上海时见到的一些时代女性又在武汉见到了，她们的性格更加显露。当大革命失败时，他又见到许多人出乖露丑，发狂颓废，悲观消沉。
在武汉开往九江的“襄阳丸”三等舱里，有一个铺位上象帐幔似的挂着两条淡青色的女裙。主人的用意大概是遮挡人们的视线，然而却引起了人们的注视。
沈雁冰发现这是他在上海和武汉都见过的黄慕兰和范志超。于是他一年前写下的那个小说大纲，突然又浮上了他的脑海。但因为任务在身，他仍然未能动笔。
现在，沈雁冰坐在妻子床边，翻出原来写的那个小说提纲，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又作了多处修改，然后动笔，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
从9月初开始，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他打算给接替郑振铎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看一看。可是署什么名字呢？当然不能署沈雁冰。原来用的笔名“玄珠”、“郎损”等，在武汉写文章骂过蒋介石，也不能用了。
他想到当前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以及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于是，一种讽刺别人孔嘲笑文人积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随手在《幻灭》的题目下而，写了个新的笔名：矛盾。
他把《幻灭》前半部原稿交给了叶圣陶，叶圣陶连夜读完，第二天，他看到沈雁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我准备把你这部大作登在九月号上，今天就发稿。”沈雁冰说：“我还没有写完呢。”
“这不妨事，九月号登一半，十月号再登后一半。九月号再有十天应酬出版，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
沈雁冰只好表示同意。叶圣陶又说：“你这署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在‘矛’字上加草头，《百家姓》里有，姓‘茅’的也很多，不会引起注意。”
“好吧，就照你说的，把‘矛盾’改成‘茅盾’吧。这一来，我这个姓沈的，以后又要姓茅啦。”沈雁冰说着笑出声来。
1927年9月号《小说月报》出版了，茅盾的《幻灭》立即引起了众多读者和作家、评论家的注意。人们纷纷猜测“茅盾”是谁。诗人徐志摩写信给叶圣陶询问。叶圣陶回信说：
“作者不愿以真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徐志摩想，从作品内容之丰富和文笔的老练看来，这个“茅盾”一定不会是初出茅庐的新作者。有一天，他去看戏，在戏院里碰到宋云彬，高兴地向对方说：“圣陶不肯告诉我，我已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
“对！对！是沈雁冰。过去有些人以为雁冰只能翻译、写评论，不能创作，这下他们的口可要关上了。”
这以后，茅盾写完《幻灭》，又接着发表了《动摇》、《追求》。两年后，三部曲以《蚀》为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在《蚀》的扉页上茅盾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二十、鲁迅秘密来访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孔德止从工厂区回到家，兴冲冲走上三楼，对正在埋头写作的茅盾说：“德鸿，我听人说，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来啦！我家前门正对他家后门，从凉台上也看得到。”
“真的？”茅盾惊喜地说。放下笔，就戴上近视眼镜，趿着一双拖鞋，匆匆走到凉台上。
此时，暮色渐浓，但是对面还没有点灯，他无法看到鲁迅的身影，就对妻子说：“我们去看看鲁迅先生吧？”
“不行。我不是在外面放空气，说你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吗？你怎么能出门呢？万一……”
妻子的告诫是对的。他说：“好吧，以后再说。”
茅盾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早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鲁迅虽然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却和这个文学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他在1921年1月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弟以为《说报》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严格主义。……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诸兄决定后寄申……
据《鲁迅日记》记载，仅1921年4月至12月旬，他们两人的书信来往就有48次。
早在1921年8月，茅盾在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时，就表示了对鲁迅的钦佩。1923年10月，他又写了《读〈呐喊〉》的专论，给鲁迅经极高的评价。他说，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篇小说具有“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觉着不可言喻的悲哀和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
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有个读者写信给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认为鲁迅的笔“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