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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主要夫心的是维持罗斯福的政策不变，所以在德国投降前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对德国的态度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从上面有关美国对德政策演变过程的简要叙述中也可以看出某些特点。美国人不是生性喜欢权宜之计的人，不是偏爱经过长期争论才最后接受决定的人。他们26最大的优点之一是急于“动手干”的那股劲头。北美洲大陆的幅员辽阔似乎诱使美国人好讲大话，思考问题好作“非黑即白”的结论。美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有充裕的条件进行无穷无尽的试验，这就使得美国人对研究细节缺乏耐心，对深思熟虑所必需的延搁忍受不了。美国人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很自然地使他们滋长自信，确认其制度尽善尽美。他们对科学方法的尊重使得他们相信，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加上必要的决心，都能够得到解决。美国人除了具有上述品质外，还有反复无常的缺点，容易感情冲动，为一时一事的情绪所左右。按照美国人的舆论，很容易在制订政策时热情有余而认识不足，执行政策时则容易一往无前，不留余地。美国人坚持己见固然是热情不足，但是如果在实践中碰了壁，放弃己见也是非常迅速的。归根到底，美国公众的头脑极灵敏，但是在最后得出正确结论时不免要经过一系列左右摇摆，而这种摇摆暂时会使人大伤脑筋。
就德国问题而论，美国人的这类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必得由一个人来掌握，而这个人行事容易流于机会主义，当时健康状况又每况愈下。美国人一向十分热衷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德国问题这样一个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学方法竟如此之少。对此，外界观察家实在感到惊异不已。自然，美国有许许多多德国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在地位较低的岗位上从事研究工作，他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种共同倾向（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这个插曲所显示的那样），即主张采取温和的对德政策。但是当你从负责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上升的时候，光就转化为热，从上层掌握决策的一小群人所辐射出来的温度是鼓励采取严厉政策的。而总统本人的态度并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连总统也没有明确的指针，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稳定的政策了。
美国人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是：纳粹分子作恶多端，对他们必须采取严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的前途来说，美苏友谊至关重要（对英关系不适当地过于亲密可能会干扰美苏友谊）。所有这些指导思想都被视为信条，其正确性无需怀疑；虽然其中每一条都可以找到证据来说明其可行，但是实在没有理由说其中任何一条是以冷静研究一切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所以把每一条付诸实施时都可能证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毫不犹豫或毫无遗憾地对之进行更改。此外，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944—1945年期间的对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议的少数人27来拟订的。一旦其中死了几个，换了几个，就会由新的班子来掌权，从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
那股冲动的劲头和不稳定性不仅表现在官方政策方面。按照美国军队的传统，前线指挥官在战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较大的机动处置之权，作为军政府的首脑自然也享有这种权力。他们之所以担当这种职务是由于有将军头衔而非由于他们对德国或对政治有知识。所以在美国占领区内，各个地方实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面，德国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国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行为难以捉摸。他们一会儿板着面孔固执得很，一会儿又变得和蔼可亲，伸手递糖果给你了。他们的指挥官就议论过这样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对耸人听闻的克龙贝格城堡珠宝盗窃案负责的部队，“在法兰克福的地下贵重物品储藏室里发现了价值将近三亿美元的金条，还有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非货币黄金、珠宝以及保证物归原主的文书”。
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对任何一个战胜国来说，最适宜的政策莫过于宽严结合，恩威兼施，而这也是1945年以后在德国最有把握获得成效的政策。要把宽与严、恩与威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极端困难的。但重要的是在全过程中要使两种要素都起作用。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以求均衡，结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国的倾向就是两头摇摆。对美国政策的主要批评意见就在于此。对于一个初次充当国际舞台领导角色的国家来说，产生这种政策上的摇摆性也是不足为奇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诚意，人们通常是不会以错误视之的，而当实践证明需要改变时，勇于改变意见，这也不会使人感到遗憾。如果美国坚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长期以来对美国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没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态发展毕竟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的宽宏大量、热情和力量，德国的情景一定会变得更为暗淡。
第二节 英国
张伯伦在对德宣战时说：“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是同你们，同德国人民作战”，这样就不仅给英国的宣传提供了一个主题，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情感。当然，只是许多同胞，并非全体同胞。两周以后，《笨拙》周刊刊载了A ·P ·赫伯特（现在是艾伦·赫伯特爵士）所写的一首诗，题为：
《没有纠纷？》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音乐、诗歌和啤酒实获其心。
尽管如此，他们讨厌地不止一次
挑选出个傻瓜来统治——而且雀跃欢忻。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但砸烂公用坛罐的并非别人。
每一次战火都是他们燃起，
是仅仅偶然巧合，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瓦格纳的作品的确精美绝伦。
但他们如果一定要再次越轨胡来，
顶好是让他们断子绝孙。
我们同德国人没有纠纷，
他们的事务当然不用我们操心：
不过看来只有大动一次手术
（针对心脏和头脑）才能起死回生！
在英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讨论绝大部分是围绕“好日耳曼人”这个问题进行的。1940年发生的事件给公众出了另外一些思考题。有一段时期大多数英国人满足于追随丘吉尔的主张，说他们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胜利”。直至1941年12月，艾登告诉斯大林说：“英王陛下政府在目前阶段对战后欧洲的任何国界承担义务，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随着战败的阴影在消失，战后怎么办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解决德国问题的出路在哪里，难道仅仅是设法寻找合适的德国人并且确保德国政府的权柄掌握在他们手中吗？难道德国人的性格，或者德国的气候，或者德国的经济状况有什么因素，使得所有德国人都容易变得野蛮粗暴和具有统治欲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又有什么指望可以使之改变呢？有一派顽固坚持后一种看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范西塔特勋爵，虽然他们极少有人愿意面对德国人不可救药的论点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另外一些人，如E ·H ·卡尔，在对德国人性格的分析上并不一定同前面那一派有何不同；但是他们声称，如果采取惩罚、肢解或持续强制的政策，“到头来将会证明道义上是令人厌恶，物质和人力上是难以办到，经济上是倒行逆施”。持这种见解的人时常争辩说，德国问题只有放在更大的范29围内考虑才能得到解决。“把年青一代的德国人造就成为善良的欧洲人的唯一方法，是让他们在重建德国和欧洲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提高他们的自尊心。”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成员则采取中间路线，他们在1943年对德国问题进行过研讨，认为不管是完全强制的政策，还是全面合作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
大西洋宪章实际上等于说：不要纳粹，不要武装，但在其他方面可以进行合作。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最高一级不容许德国人平起平坐，只要情况是如此，就不容许提出相反的借口。如果在那一级以下存在着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就应当是诚挚的，应当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加拖延，不节外生枝地促其实现。……在基本原则上目标坚定，并且有能力在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促其实现，这比费尽心机起草特殊的防范措施要有效得多。
公平地说，这种赞成妥协的观点是英国大多数人当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普通的英国人相信同德国人打交道应当立场坚定；他们倾向于接受范西塔特的论点，即德国人只懂得实力。但是主张报复的人极少，同德国人当中广泛流行的想法相反，在英国公众舆论中把一个贸易上的对手予以消灭的想法几乎不占地位；说实在话，在前面提到过的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报告中就包括这样的内容：如果采取严惩的政策，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是“失去与德国的贸易，因为按照假定的条件德国已贫困不堪”。主张采取这种温和政策并非出于什么特殊的德行；除了可以说这里有天生的厚道以外，它是以经验所证实的一种信念为依据的，就是说采取极端措施则徒劳无益。1945年的一代英国人决心不再重复他们父辈所犯过的错误。J ·M ·凯恩斯（后为勋爵）所著《和平的经济后果》和摩根准将所著《军备的末日审判》两书的论点已深入人心，尽管他们的结论有些出入。德国必须彻底解除武装，而这个任务是不能放心地交给德国人自己去完成的，这包括毁灭军火工厂。对罪行负责的人们必须予以惩处，对受害者个人的损失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予以补偿。但是企图讣德国付出大量的现金赔偿是毫无意义的，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