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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集体中，陌生人是很少受到欢迎的，即使讲的是同一种语言。许多难民是几代甚至几个世纪侨居德国之外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讲的话几乎是他们身上唯一的典型的德国特征。有些地区流入的人口改变了居民的整个特点。例如黑森，本来是新教徒占优势，现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则接近于旗鼓相当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巴代利亚，定居了大量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对当地产生的影响。这一些结果自然不为原来的居民所欢迎。他们心怀不满，因为不是勉强止房屋与陌生人同住，就是被迫交付额外的救济税款。有些难民精力充沛，有才干，因此飞黄腾达，他们不消多少时间就在新环境里变得水乳交融，但在那儿不一定能得人望。还有许多人不是年老，就是多病，不是毫无能力，就是庸庸碌碌。已交中年的男女一旦突然失122 去生活中的既定地位，并不是人人都能重起炉灶，恢复原样的。这样一些人适应不了环境，对社会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可能到死都成为社会的负担。难民们纷纷涌到农村，而不是去城市，因为农村地区有许多完好无损的房园。结果农村变得拥挤不堪。因此，难民问题不是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一个农村贫民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难民的存在成了德国，尤其是西德的永久刺激一方面，原来的居民给他们弄得很不方便，一心想把他们搞走，另一方面，难民本身因遭受外国的驱逐而感到愤恨不平，又遭受本国同胞的勉强接待而心怀不满，从而缅怀故居，思念既往的生活（在朦朦胧胧的美好记忆中无疑地变得更美了）。唯一能使双方一致起来的是这样的信念，就是说如果收复了奥得河那边的失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既然纳粹利用定居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作为干涉和征服的借口，那么住有这类少数民族的国家在德国战败的时候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指望捷克人允许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继续定后在重要的前线地带，就等于要他们置历史教训于不顾，因为1938年的记忆犹新。波茨坦会议只是承认和设法调整它无力阻挠的既成事实。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同意把德国东部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划归波兰，尽管他们对西尼斯河线并不赞成。真正要对这种结局负责的是纳粹分子，而不是西方盟国和俄国人，甚至也不是波兰人和捷克人。但是，要指望这种政策的可怜牺牲者们懂得归罪于谁，那反过来将是对人性要求过分了——即使懂得这一点，他们的境遇也不会变得愉快，他们的愤恨也不会稍减。如果说有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很可能产生过激政策。避免这种后果的唯一办法是使西德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这样一来，难民的人力和才能就会受到欢迎，他们就会很容易地为社会所吸收。但无法把他们全部吸收到农业中去。这就暴露出波茨坦协定的又一个缺点。协定的一项条款规定剥夺大量的德国工业，而另一方面则又强化工业所必须履行的责任。难民们并不定居在工123 业区，前面已经说过，情况适得其皮，因此解决难民问题，要么把他们再迁徙一下，要么在新地区兴建工业。这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做了。这样做，再加上德国经济的恢复，大有可能不使难民问题变得十分紧迫。尽管如此，在德国居住着那么许多想起德国失地的人，这仍然是刺激民族主义感情的一种因素。毫无疑问，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会立即使难民问题重新突出起来。不管怎样，难民们的阅历很可能使他们因经济衰退而采取极端措施。由于许多难民的生活并不十分有保障，经济衰退对他们的打击将超过别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永久存在的。到公元二千年的时候，还能记得奥得河那边生活的人将所剩无几了。但这个日期本身就告诉人们，欧洲不得不经历一定程度的危险。
第九章 经济事务
第一节 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僵局
在1945年整个秋季，经济管理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努力从事于制定“工业水平计划”，以便把波茨坦协定中的规定具体化，并开出可以从西方国家占领区拆迁作为赔偿的设备清单。但是远在制订任何计划之前，就需要逐步提出整个波茨坦政策所依据的种种设想了。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从波茨坦回国不久，使接见了来访的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及其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法国领袖们明确表示，既然没有邀请他们出席波茨坦会议，他们认为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对他们就毫无约束力。特别是他们对于任何重建一个中央集权制德国的建议感到遗憾，他们要求把莱茵兰从德国划出来交由法国治理，建议建立对鲁尔区的国际管制，还请求允许他们吞并萨尔。他们害怕德国丧失了东部诸省后会将重心西移，而俄德联盟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带到莱茵河。他们听不进美国人要他们宽心的话。1945年9 月当皮杜尔出席伦敦外长会议时，重申了法国的反对意见。但是，由于124 那次会议不是真正与德国有关，所以在给予法国人若干临时妥协性的答复后，就把问题搁置起来了。
然而到了10月底，管制委员会接到了关于按波茨坦协定筹建五个德国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提案，克尔兹将军声称，遵照他本国政府的指令，他无法予以接受。这样就把管制委员会想要建立德国统一经济管理机构的措施束之高阁了，而没有这样一个管理机构则很难把德国作为单一的经济整体来对待，也很难实施共同的政策。不管怎样，要使四个占领国对该办之事取得一致意见，要协调五个行政部门的行动，都将是困难的。但只要管制委员会还必须对这些部门下达指令，那就还有可能克服达成协议的障碍，制定出一项明确的政策，使之得到一致的贯彻。在奥地利，以及（有一段时间）在柏林，都达到了这个目的。然而在德国，一旦各占领国负责在各自占领区内贯彻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得都一模一样，而管制委员会指令中的缺陷必然会被武断地用种种参差不一的方法来加以弥补。四个占领区标明某个国家驻扎部队的界线（这是本来的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很象国家的边境线了。
但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在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是无权采取任何行动的。人们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出，法国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因此这个问题只好权且留侍以后通过外交途径来磋商。海因德在12月份说道：“我国不想看到四国管制机构的垮台。”大约与此同时，贝尔纳斯说，美国准备不等待法国同意就在德国推行中央集权化措施。过了四个月，四国外长在巴黎举行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报到这个问题了。
这是失去了一个大好时机呢，还是侥幸逃脱了一场危机呢？有些批评家一直不能理解负责的政治家们为什么允许法国参加管制委员会而没有把委员会要实施的政策事先征得它的同意，又为什么当它否决该政策的上个重要部分时迟迟不采取行动。索科洛夫斯基不能相信美国人不在暗中鼓励法国人，他对克莱将军说，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只要美曰中断法国人所依靠的物资供应，就能迫125 使法国人就范了。如果立即大胆抓起这个棘手的问题，使中央部门开展工作。德国可能仍会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存在，这一点确实是可能做到的。要理解这种局面何以能听其发展，有必要提醒一下，法伺之所以能在德国立足，是由于雅尔塔的妥协，其代价之一就是不让它参加波茨坦会议，而盟国领导人的更迭可能也影响了立即领会这种立场的含意。要理解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有必要超越德国的范围来观察。正是在这个冬天，有关与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国缔结和约问题，法国和中国参预起草和约的权利问题，对日本的管制安排问题，俄国对波斯的政策以及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等，外长们经常展开剧烈的争讼。也是这个冬天，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大会在伦敦召开。人们仍然希望安理会能证明它有能力解决世界上一些带根本性的紧张问题，因而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转向这一方面了。与过去的许多冬天适成对比，注意力已不集中在德国了。下院在1945年选举和1946年3 月18日之间没有对这问题进行过正式辩论。情况很可能是如此，如果联合国机构能够象其缔造者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盟国在德国内部的分歧就可能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反之，如果对很多世界性的问题意见不能一致，那么在对德政策取得一致方面，即使有任何进展，很快也会反复的。
有人常说俄国人是决心不执行波茨坦协定的，还说如果法国人没有否决中央部门，那么关于俄国人要想在德国的必要进口物资获得偿付之前，就从其现有生产品中提取出口物资（这也是法国人采取的一种做法）的权利问题，也马上就会陷于僵局的。这个特殊困难是为局势所固有，因此上述论点很有份量——然而把责任明确地归之于俄国人，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克莱将军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情况，他说：“我听到波伦先生评论道，法国人用他们早先的否决解救了我们。后来我听到比德尔·史密斯大使说，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不能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对付俄国人。”要避免把俄国人已经在柏林为其占领区建立的行政机构作为中央部门的核心，确实是很困难的。虽然这些机构中的人员决非都是共产党人，但126 俄国人必然会使他们在任何组织中的代理人掌握全德的权力。对这些部门下达命令非常容易引起摩擦。而且几乎不用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知道各方必然要竞相耍弄阴谋，行施诡计，每个占领国都企图按照对自己主张有利的方式，操纵所有占领区的德国行政机关。
9 月10日，管制委员会下令减少“对占领区间商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