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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同协力清除德国的希特勒主义残余,并按反法西斯和民主路线重建德国。
2。加速重建国民经济以保证供给衣食、工作和住房。
3。充分承认个人权利。
4。保障信仰和思想自由,尊重宗教信仰。
5。重新赢得信任,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真心诚意地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承担德国方面对战争破坏的赔偿义务。
各政党需要这样一种广泛性的纲领作为基础以成立联合政府,东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8 月1 日,一个反法西斯青年组织获准成立,与此同时,其他组织则一律予以禁止。
英国当局在5 月20日颁布了一项公告,说明占领军的目的是管制而不是统治。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也曾强调这样的原则。但欲退居幕后指挥,不久就证明是行不通的。新的德国当局缺乏经验和威信,尤其缺乏物资。如果要在控制饥荒和疾病之前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则非占领军莫属,因为他们有权威,有物资,也有能力争取外授。军政府工作队认为使生活继续进行下去乃是他们的任务,并互相竞赛,看谁取得最大的进展(据一个工作队谈到,“我们队里的那些人于得挺不错,但愿司令部不要再把讨厌的难民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他们经常被提醒必须把事情留给德国人自己去干。这一最初阶段的工作正适合那些崭露头角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德日人中,在整个世界上赢得了相当大的声誉。困难虽大,但却是实际的,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困难变得比较捉摸不定,解决方法的效果就不太明显了。士兵们都乐于在这么大的破坏之后能够从事建设。班子虽小,完成的事业却是壮观的。例如,只有二十八个官员管理了整个英占区的邮政,只有三十个官员管理了水的供应。整理了街道,清除了瓦砾,修理了自来水总管和污水管,恢复了公共事业。新警察队伍的核心组成了,反纳粹的70法官物色好了,法院重新开庭了,临时桥梁架起来了(大部分用军用材料),公路可以通行了,铁路重新通车了(虽然由于桥梁被毁,只限于单轨通行,甚至在于线上也是如此)。莱茵河在8 月间通航了,第一艘载货的驳船从科隆抵达了曼海姆。尽管开办许多学校还为时过早,但已选好合适的房屋加以修缮,并且开始遴选教师。可是,当时教育家们正忙于粉刷和糊纸,无暇考虑教学理论。住房办公室成立了,着手修缮破坏不大的房屋,同时采取步骤来增加建筑器材的产量。德国的战俘以及国家或党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集中拘留了起来。收集和销毁德国军事物资的工作已着手进行。四百万外国工人和囚犯被遣送回国。还有二百多万名(大部分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也都被集中收容起来了。有原料和燃料储存的工厂开始小规模生产。所进行的艰巨工作和整个面貌的改观,都无法用统计数字来加以说明。不过,这些工作大部分是以地方为主进行的。要做的事太多,而且做起来又要求非常迅速,因此没有时间去等待管制中心下达具体的指令。而交通联络又不尽可靠,管制中心无从得知地方单位有何打算,更谈不上对之进行控制了。重建起来的公共生活初具规模,还不能在不同地区之间多作物资交流。在俄国占领区,列车满载煤炭之类的必需品开住急需物资的地区,有时不能抵达,因为在中途被地方司令官没收了。唯一能够川流不息,东漂西泊、通行无阻的是人。
交通的瘫痪意味着消息闭塞,谣言纷起。盟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认为,第三帝国的任何官方言论或出版物都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毒素。因此在第一阶段封闭了所有的报社、电台、电影院和出版社。第二步是建立盟国控制下的临时服务机构。到7 月14日,美占区有八种“公开的”71报纸问世,英占区也有同样多的报纸问世。由于缺乏印刷设备,报纸只有四版,一周两期。每个编辑部驻有一两名盟国官员,其中有些是懂德语的,在业务上监督德国人员。临时新闻服务社成立了,多数是通过无线电收听伦敦和卢森堡的新闻(虽然后来在巴特瑙梅姆建立了新闻发布中心)。电台都被接管,有时几乎没有中断广播,照常营业。卢森堡电台一直到11月仍由盟国管制。但电影院仍然关闭着,因为据说纳粹电影未经仔细审查是没有一部可用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准备以盟国的电影取而代之,将英美电影配上德文字幕,但未收实效(为德国专门拍摄影片,所费昂贵,无从考虑)。戏院和音乐厅多半遭到破坏或成废墟。结果德国人因缺乏材料而无法工作,想演出也有同样的困难。蒙哥马利元帅和朱可夫元帅在易北河上会晤时,朱可夫提到影片对形成舆论的重要作用。这时引起蒙哥马利的注意,他看到形势正在发展,因此命令英占区的电影应刻不容缓地予以开放。采取的唯一办法是利用不包含纳粹宣传内容的德国影片。幸好在战争最后几年拍摄的片子多数是逃避现实的作品。经过一番巨大的努力,加速了库存影片的放映工作,准许德国人去看没完没了的再版拷贝的老片子消遣。与此同时,J·阿瑟·兰克经说服,准备给几部英国片子配上字幕说明。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计划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是让德国人申请出版书报或上演戏剧的执照。出版或演出之前可以不受审查,只要执照领取人遵照执照上所规定的一般规则办事就行了。审查申请的过程是严密仔细的,“公开”时期可望一直延长到冬季。可是美国人表现出他们急于求成的特性,在他们占领区内发出第一张执照,于是《法兰克福评论报》于7 月31日问世,发行额为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份。俄国人对这类问题的政策似乎是更为经验主义的,他们倾向于在更早的阶段让经过挑选的德国人在外表独立的情况下开办其业务。
72在这个时期内,有两项最激进的措施是在俄占区推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冻结一切银行存款。这被视为一项原则性的措施,允许提出的款项只放宽到三百马克。在西部占领区采取类似的行动乃是临时性措施;盟国当局不久便因他们已取得德国人的信任而毋需对此加以限制,引以自慰。结果是富裕的人可以依靠积蓄度日,而现有的工作可以让急需工作的人去干。在俄占区每个人都一下子处于同等地位,不得不都去寻找工作。俄国的解决办法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困苦,但却促使俄国当局所设想的那种社会早日实现。西方的解决办法是把惩办那些在战争中捞了一把的人(并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推迟到后期再说。这笔账算得越晚,激烈的程度就可能越小。
另一个措施是土地改革。土改的某些细节,于德国投降前在莫斯科就已经制定好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埃德温·赫尔恩勒在7 月份携带了土改政策的全面指示从莫斯科飞抵柏林,被任命为新的农业部门的负责人。8 月初颁布了必要的土改法令。组成俄占区的那些部分在战前曾经是大地产所有者的家园。普鲁士容克地主都是左右德国政策、资助德国军队的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要根除这种影响(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调有此必要),从经济基础上打击容克地主,是完全应该的。西方的批评事实上不是针对这一措施的本身,而是针对拒绝给被剥夺者以补偿。
土地改革名义上是通过德国的一些组织自发推行的。自此以后,任何人不得拥有一百公顷(二百五十英亩)以上的土地,超过上述数字则予以无偿没收。属于“战犯”的土地以及国有,州有或党有的地产也一律没收。被没收土地的绝大部分分配给无地者,包括从德国其他73地区迁来的难民。不足法定数字的则予以补足。有些土地则分配给乡镇团体,包括医院、学校和农业机构。受益者向国家缴付一笔相当于一年粮食收获量的款项,这是按估计量而不是按实际量计算的。百分之十的款项于第一年年底缴付,其余部分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内分期偿清。
总之,这一措施是严峻的,推行之后将根本改变俄占区的性质。的确,这一措施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集体农庄的社会组织;百分之六十七点五的土地是分给个体户的。甚至向新土地所有者提供需要共用的工具和耕牛也是一种临时解决匮乏的权宜措施,而不是向集体化过渡的一个步骤。但就是这种事实也使返回原状的希望大为减少。农民一旦分得了土地,要想再从他们手里拿回来,是很可能引起坚决反抗的,除非通过经济侵蚀手段来使之逐步丧失土地。德国的其他地方还没试行如此广泛的改革。尽管别的地区确实不象这儿存在着大地产集中的现象,但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俄占区和德国其他部分之间造成持久性的差别。然而这种根本性的改革是单方面推行的,绝不想提交四国讨论。波茨坦会议召开之日,正是这一计划大力推行之时,并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个问题曾在会上提出过。毫无疑问,俄国人把它视为德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一步骤德国人是有权自己采取的。与此同时,最初的结果必然是造成混乱和引起减产。
在西部占领区,农业方面的头等要事是收割庄稼。虽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5 月22日估计现存粮食储存将维持六十天,虽然该司令部在世界粮食匮乏的情况下筹集并运入德国总数达十万吨的粮食,包括种子在内,但到了7 月份,可供给一般消费者的定量已经下降到九百五十至一千一百五十卡路里。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所引起的分配不当,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熟的庄稼尚未收割而造成的暂时短缺。为了收割庄稼,火速地执行了一项计划(“大麦战役”),释放了三十万当过农业工人的战俘,遣送他们回乡参加劳动。即使这样做,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