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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的晚上，远在旧金山发生的一件反常事件最终决定了菲格莱因的命运。在旧金山，一名机警的路透社记者发出一则消息：海因里希·希姆菜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和平试探。在北部的波罗的海之滨，希姆莱正在与伯纳多特爵进行秘密商谈。这则重要的内部消息由所德哥尔摩电台的德语节目广播了。暗堡里的人是在晚上九点钟左右收到这些消息的。宣传部的海因兹·洛伦兹当时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通向暗堡的地道里有一间舒适的办公室，他抄收了这条新闻并把它交给了马丁·鲍曼，发生在德国境内、距柏林仅二百英里的事，竟然要通过八千英里以外一家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稿才知道，这简直是大本营情报中荒诞可笑的事。
希姆莱是个卖国贼！据汉娜·莱契说，希特勒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向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展示这一份新闻稿”。结果产生了混乱。鲍曼早就猜疑希姆莱的两面派行为，但由于他需要有一定的策略来取代戈林，当时没有必要去指挥希姆莱和通过希姆莱指挥他的联络官菲洛莱因。冯·贝罗上校说，为了增加歇斯底里气氛，“布格道夹将军喝得像只山羊，在走廊里上窜下跳他说，希姆莱有项计划，要把希特勒的尸体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他表示诚意的保证。他说，这份文件已经被揭露，具体是由希姆莱的联络官菲格莱因从元首暗堡把元首死后的尸体搞到手，并把它弄出去。”
在这种到处疑神疑鬼的情况下，像冯·贝罗这样头脑不大冷静的人都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负有绑架尸体任务的人会首先不在暗堡呢？一般逻辑，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可能挽救菲格莱因。一个电话、一架推迟起飞的飞机、一则来自旧金山的电讯，使这个花花公子、党卫队的将军的命运完蛋了。
就希特勒关心的问题来说，勃赖伯特劳大街事件弄清了那个令人烦恼的漏洞，但是反对元首本人的阴谋——至今最坏的是针对他的遗体、神圣骨灰的残忍的阴谋——终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怎么说，谣传毕竟没有多少实话。鲍曼很快注意到，布格道夫将军把夺取尸体的计划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希特勒命令对菲格莱因紧急处决。他就被移交给巴尔，以后就没有人再在总理府见到过他，他就是在这儿被处决的，而不是在埃伦霍夫。希特勒经常下令处死那些密谋反对他本人的人，只有盖世太保才有这种特殊处死的器械一用细纲丝悬吊，挂在屠夫镶嵌在墙上的血淋淋的肉钧上，令其慢慢地窒息。
第三节末日大屠杀
到1944年初夏，几乎每一个德国将领不得不承认：战争失败了。俄国入已经在一月份攻克列宁格勒，二月份到达波兰东部边界，七月上旬占领了明斯克、维也纳和格罗德诺。东部战线已在一年之内向帝国本上后退了几百公里，东普鲁士将成为红军攻击的第一个德国省份；在南线，英美部队已于6月4日开进了意大利罗马。
6月5日，在西线，狂风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冲击着大西洋海岸，卷起两米高的浪头。气象和军事专家们一致指出，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入侵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其间，盟军的军舰和飞机已经作好了出征准备。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项命令中明确告诉他的部队：“如果你们看到头顶上有飞机，那就是我们的飞机。”
当日午夜，两个英国的和两个美国登陆师的空降部队过了海岸。地面上雾气腾腾，天空浓云密布。进攻开始的第一天英美空降部队的十五万六千名士兵就在五个地方相继着陆。
在这一关键时刻，谁也不敢叫醒因服药而将昏睡至中午的请特勒。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替他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不动员国内驻防军来对付盟军的先头部队。理由是，从表面上看这种空降似乎是一种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在下院发表长篇演说，他指出：“现在，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希特勒终于醒了，他同意约德尔的决策，然后立即从萨尔茨山驱车去克莱斯海姆宫。在那里举行的军事形势会议上，他站在一幅巨大的诺曼底地图前指出：“他们是来向巨浪送死的。”
不久，在难以维持的、从荷兰到法国南部的漫长战线上，希特勒只剩下了六十个装备不全的师，而盟军每天都在向法国运送大量兵员和物资。陆军B 集团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在盟军登陆前就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过，如果西线得不到他所要求的增援，那就意味着战争失败。这种形势现在已经开始。
在这种毫无指望的形势下，一个三十六岁的受勋军官进入了历史的画面，他决心结束这个已经失败的战争。在1944年7月20日至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期间，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灾难。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其曾外祖父是格奈泽瑙，父亲曾经当过符滕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施陶芬贝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的那汀根，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孪生哥哥。三兄弟都才华横溢：亚历山大是历史学家，贝托尔特是法学家，克劳斯几经波折后决定加入国防军当职业军官。自小体弱多病的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一表人才，好学不倦，头脑冷静，思考周密，善于说服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闪光的人物”。
和他的两位兄长一样，他在斯图加特上过埃伯哈尔德——卢德维希文科中学，青年时代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加入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中学毕业后当了第十六骑兵团的骑手，这是一支有着光辉传统的部队，驻扎在班贝格。
1930年，施陶芬贝格晋升为少尉。后来成为坦克将军的哈索·冯·曼陀菲尔曾经当过他的上司。有人说， 1933 年纳粹上台时，年轻的施陶芬贝格
曾带领一群欢欣鼓舞的人上街游行，这是个居心叵测的传说。班贝格，这个号称具有中世纪和天主教精神特点的“德国罗马”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褐色潮流的影响，因为班贝格的骑士们遵守了军人不参加政治游行的规定。当然，施陶芬贝格和几乎所有的年轻军官一样，也赞同希特勒党的某些政纲。
传记作家约阿希姆·克拉马茨写道：“毫无疑问，他曾经一度努力把思想和现实加以区别。在当时的德国，很多有声望的人为了稳走局势而不得不暂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非道德论。这也许就是施陶芬贝格当时的想法。。虽然施陶芬贝格对国家社会主义领袖们的野蛮的、没有教养的、有时候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感到反感，但是由于出身和职业的原因，一种强烈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支配着他，使他同情国家社会主义民族运动。”
1933年，施陶芬贝格升为中尉，1937年升为上尉。1938年，班贝格的犹太教堂也被烧毁，砸玻璃窗之夜的事情对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施陶芬贝格升为校官后被派往乌珀塔尔的第一机械化师任职，先后出战过波兰、法国和北非。1943年4月7日，当时是第十坦克师作战参谋的施陶芬贝格在加斯非附近的盟军低空扫射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德国，他所在的师全部被俘。在慕尼黑军医院，医生们久久不能断定，他是否能度过死亡的难关。
这位伯爵毅力过人，他甚至拒绝服用镇痛剂和安眠药。“看到他被打得千疮百孔，实在令人心酸。他的母亲照料着他。。虽然肢残伤痛，但是施陶芬贝格仍然不屈不挠。”
他几乎还未痊愈义要求奔赴前线，后被安排在柏林陆军部办公厅当参谋长。这时候他早已成了希特勒的坚定反对者。他以精辟的论点加入了密谋分子的行列：”将军不行就该用上校。”
这位伯爵不仅展示了智慧和不怕死的精神，而且在他的陆军补充军的新岗位上找到了达此目的的可能。他借口镇压千百万外国劳工的暴动，制订了一个以“女武神”为代号的计划。施陶芬贝格决心实施这个“女武神”计划，从1942年初开始。“狼穴”宜至希特勒为了逃避俄国人而迁移到柏林后仍然在扩建。在几千名工人当中也有很多久国人，他们受到了希特勒外勤警卫营部队的监视，住在故意维持原状的营地边上，但是即使在严格监视下也能够经常进入内圈。 1944 年6 月，那里共有两万八千名工人，其中有几百人在希特勒地下避弹室所在的一号禁区内工作。
这个地方的保安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是也经常出现差错。1942 年底，有一个上校在去十八公里外的茅尔瓦尔德最高统帅部的途中在交通车里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进了一号禁区，而这里只有持特别证件的人才能进入。他下车后走进军官食堂，欢迎他的是希特勒的海军副官那斯科·冯·普特卡默尔。当普特卡默尔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时，这位上校还不信，直到他看见窗外经过的希特勒时他才相信。
更为危险的是， 1942 年7 月9 日，一个波兰劳役企图越过铁丝网，被当场击毙，人们从他的装面包的口袋里搜出一把作案用的折刀。还有一次，人们从里宾特洛甫的副官厄亭格上尉的公文包里搜出了一颗手榴弹和一瓶汽油，引起了一阵恐慌。这位军官声称，这是用来在万一情况下销毁“国家机密文件”用的。
保卫希特勒方面的漏洞还有很多，如那个治胃痛的药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瓶子（往往是无人照看的）就放在希特勒的餐桌旁，只有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