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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和报复。”
在3月13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向集团军高级次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我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希特勒的飞机就要立即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匀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三十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平安无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炸弹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工夫办这件事情。特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用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然后，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开。他发现：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只是雷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虽然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杀希特勒再来一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同，出席3 月21 日在柏林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道夫上校后来听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特莱斯科夫选定格斯道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的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3 月20 日晚上，格斯道夫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勃伦道夫见面，施拉勃伦道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十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从苏军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展览是格斯道夫的部下布置的。这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后来，格斯道夫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他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一个带十分钟信管的炸弹。格斯道夫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但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准备只用八分钟或十分钟参观展览。因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十分钟。这个最后的一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这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菜览厅只停留了
八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在这个期间，不仅军队中的密谋分子非常活跃，在青年学生中也掀起了反纳粹的浪潮。三十年代初期，在希特勒蛊惑人心的愚弄和欺骗之下，不少大学生曾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1943 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大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严生纳粹主义的城市，但如今它又成了学生反对纳粹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二十一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利用称为“白攻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举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联系。
1943 年2 月里的一天，巴代利亚纳粹党头子保罗·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学生们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合格服军役的男生将被分配做某种更有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他还下流地说：“如呆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够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代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流氓语言是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纳粹头子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的街道上举行示威，这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学生们在舒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
事后，舒尔兄妹被警察逮捕了，他们被拉到“人民法庭”上，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审时，沙菲·舒尔被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有一条腿已经打断了。但是她英勇不屈，对庭长法赖斯勒的野蛮恫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为什么你这样卑鄙，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勇敢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他们的导师、哲学教授休伯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以死刑。
舒尔兄妹之死，更加激起了德国人民对法西斯的愤恨，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密谋分子除掉希特勒的决心。在11 月里，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选了二十四岁的步兵上尉阿克西尔。冯·丹·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在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的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苏联前线他的连队12 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杀，但“元首”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待他，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1944 年2 月11 日，但到这一天，希特勒又以某种原因没有来，结果谋杀计划又流产了。
第八节国防军的悲惨结局
希特勒再次打击反对派的时机已经到来。盖世太保的报告促使他作出了新的决定。1938 年10 月31 日，他决定让德军高级军官的元老格德·冯·伦斯德元帅退休，并将他始终不信任的威廉晋当将军解职。相反，凯特尔则被亚升为上将，后来更是步步高升。
希特勒决定起用哈德尔将军，并责成他拟定占领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的作战计划。冯·维茨勒本被调职。贝克茕茕孓立，他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平民无可奈何地眼看着他的老战友日益与他疏远。
军队的一号人物冯·勃劳希契刚刚离婚，几个月后又娶了一个名叫沙尔劳特·施密特的女人。她是卡塞尔市一位法官的女儿，狂热的纳粹分子。他的“褐色”蜜月便是他对一切阴谋突然持保留态度的原因。
哈尔德后来也退职了，他在等待时机，只有在战争的危险明朗化时他才肯着手行动。
3 月14 日，德军进攻布拉格。世界舆论对这一暴力行动漠然置之。唯一的评论是：“希特勒交了好运。”
最高统帅部经济和军备处处长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自1934 年6 月30日施莱彻尔被杀以后，就开始敌视国家社会主义，卑劣的冯·弗立契事件使他更加坚决。战争爆发前夕，他是最后一批策化反对元首计划的人士之一。1939 年8 月中旬，托马斯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准备呈送凯特尔。他已与顽固的反对派贝克、戈台勒和原经济部长沙赫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