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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性地握手言欢。
但是，军官们刚刚离席，罗姆就骂开了：“可笑的下士宣布的那一套，同我们不相干。”他越来越气急败坏地咆哮道：“我才不会按协议办事呢。希特勒言而无信，少说也得去休假。”还更凶狠地说道：“要是希特勒不愿一起干，我们就撇开他来干。”在场的一位冲锋队副总指挥，听了罗姆酒后大放厥词，反对亲爱的领袖，吓得目瞪口呆。退役中尉兼汉诺威冲锋队副总指挥维克多·卢策嗅出了大逆不道的气味。
1934 年3 月初，卢策找到了“领袖副手”鲁道夫·赫斯，并悄悄地向他报告了罗姆骇人听闻地发表反对领袖的言词（“阿道夫胡说八道”）。但赫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卢策并未就此罢休。他专程去伯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作了报告。他还揭发冲锋队中存在的对第三帝国领导的所有不满情绪。但希特勒也只是含糊其词地劝慰说：“我们还得让事情成熟了再说。”由于希特勒对自己的朋友罗姆不采取任何措施，卢策便又托付一个第三者，将一封信送给当时正在布劳恩费尔斯进行野营训练的冯·莱希瑙少将，卢策在信中提醒参谋长警惕一次新的反国防军运动。莱希瑙感谢副总指挥给予这样宝贵的指示，等送信的冲锋队员走远了以后，嘲笑地说“卢策这家伙并不危险，好当参谋长。”
抨击罗姆的卢策并不知道，冯·莱希瑙将军连日来正跟一名党卫队旅队长合计着，这个旅队长对一举解决罗姆问题已有周密设想。盖世太保头子兼党卫队保安处（SD）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决心消灭以罗姆为中心的整个领导集团。他好久就争取海因里希·希姆莱支持他的斩草除根的计划。盖世太保全国领袖犹豫不决，这种踌躇却说明了心里存在阴郁的预感：消灭罗姆就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魔盒，其恶果将使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再无安宁之日。
希姆莱仿佛对即将到来的事变已有预感，他跟罗姆的对手敬而远之。这个早先的后补军官，对他同罗姆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难以忘怀。即使在民族社会主义年代的最初几个月里，希姆莱也不能设想不再和罗姆紧密来往。他们一道发表夸夸其谈的演说，一道在罗姆的柏林住所欢宴。他们一道策划过罪恶勾当：海德里希同冲锋队旗队长乌尔合作，武装起一支行动队，于1933年4 月3 日潜入奥地利，在社希霍尔岑附近一家旅馆里，杀害了失宠于罗姆的参谋长心腹格奥尔格·贝尔。去年罗姆过生日（1933 年11 月23 日），希姆莱“以军人和朋友”的身分祝愿他“事事将得到忠实的部属的支持。能够一直作为你最忠实的朋友，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无上的骄傲”。他们两个还是海德里希第一个孩子的教父，即使1934 年2 月28 日罗姆在柏林施坦达尔腾街发表反希特勒的长篇言论引起震惊之后，希姆莱还试图使冲锋队头子对希特勒和国防军持重相处，避免任何轻率行动。
但是，希姆莱对罗姆一再表白的忠诚，在1934 年春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动摇了：他感到，与戈林新缔结的同盟，其重要性超过和老上司的关系。因为这个同盟是盖世太保全国领导机关攫取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基础。从这里出发，一条道路直接通向海德里希的歼灭计划：没有戈林就无法掌握秘密警察，不疏远罗姆就不能同戈林合作。而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是民族社会主义所有显要人物中最害怕罗姆冲锋队的一个人。罗姆以其各地任警察局长的冲锋队成员和各级地方政府首脑身边的顾问的冲锋队成员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内部权力，同时阻梗着戈林充当国防军统帅的长远目标。
希姆莱改变初衷。这个谨小慎微的人所以能轻易地反戈一击，是由于轻率的罗姆同政权的几乎所有实力集团都闹翻了，各个集团都巴望罗姆集团的覆灭，从摧毁冲锋队中捞到好处：国防军和戈林摆脱了一个讨厌的竞争对手，党阀们和卫道士们除掉了一个声名狼藉、作恶多端的捣乱分子，盖世太保则可以最终使自己挣脱冲锋队的约束。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置人死地的演出开始了，纳粹党产生于自由团的暗杀时期，本身就是以从事犯罪活动作为政治手段；像这样的政党，对于无法解决的党内分歧，除了求助于暴力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更好办法。“暗中千掉一个人，我们并不认为是什么悲剧。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我们组织的一部分工作。”格奥尔格·贝尔有一次谈到过这样的哲理，当时冲锋队凶手们还没有亲身体会证实他的论点的正确性。“我们说这是自卫，你们则说是——谋杀。如果出于道义的原因，为了党的利益而干掉一个人，我认为没有什么不正常。”
联系罗姆的情况来看，这就意味着：只有处死一个参谋长，才能确保执政者高枕无忧，再也不用对冲锋队担心。罗姆这个人是希特勒最早的和唯一的朋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纳粹内幕。如果按正常的办法将罗姆撤职，或是对这个在国内带头搞同性恋的家伙进行公开审判，那是不可能使掌权的领袖们放心的。罗姆非死不可！
显然，希特勒知道，兴登堡总统本人和陆军以及德国其他保守势力，都赞成在总统去世后立即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而他自己却另有打算，早在4月间，当希特勒获悉总统命在旦夕时，他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要在友谊和野心之间作出抉择。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他需要军官团的支持，而为了取得这一支持，他准备作出几乎任何让步。
同陆军进行秘密商谈的机会不久就自动出现了。4 月11 日，希特勒在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的伴同下，乘巡洋舰“德意志”号从基尔出发，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在东普鲁士举行的春季演习。希特勒把兴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陆海军司令后，直率地提出，要在国防军的支持下，由他来继任兴登堡为总统。为了报答军方的支持，他答应压制罗姆的野心，大大裁减冲锋队人数，保证陆海军继续做第三帝国唯一拥有武器的组织。据说，希特勒还向弗立契和雷德尔指出了陆海军大事扩充的前景。对于一味讨好奉承的雷德尔来说，他愿意支持希特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弗立契是个比较难办的人，他先要征求一下他的高级将领们的意见。
这次意见征求会是在瑙海姆浴场举行的。在把“德意志号协议”告诉他们以后，德国陆军高级军官们一致赞成希特勒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这个政治决定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顽固的老元帅去世以后，在霍亨佐伦王室复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后，一旦他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时，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为了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付的代价不过是牺牲冲锋队而已。现在他有了一切权力，他就不再需要冲锋队了。冲锋队是一群乱哄哄的乌台之众，它的存在只会令他感到难堪。
但是，夏天来临后，希特勒的困难还远远没有克服。柏林笼罩在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中。“第二次革命”叫的更响了，不仅罗姆和冲锋队的领袖们，甚至戈培尔本人，在演讲中和他所控制的报纸中，也发出这种叫喊。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兴登堡周围的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们，则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犹太入、攻击教会，要求限制冲锋队的专横行为，要求消除纳粹党所制造的普遍恐怖。
盖世太保头子兼党卫队保安处头子海德里希于1934年4月底着手进行工作。希姆莱出发巡视各地党卫队旗队，布置盖世大保作好准备向冲锋队出击；海德里希安装起扼杀罗姆手下爪牙们的绞索。首先，他需要取得对冲锋队领导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整个5 月，海德里希都在搜集材料，好叫希特勒和国防军相信所谓的罗姆叛国计划。
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当时身穿冲锋队副总指挥制服，作为训练处长，在冲锋队各副总指挥大区和地区总队派有“动员代表”。海德里希就通过他的情报机构收集罪行材料。任何反冲锋队的材料。任何反罗姆的帮手，都受到欢迎。盖世太保一个有名望的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军、冲锋队名誉领袖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也参与了阴谋活动。就连反对纳粹的威廉·亚当中将（施菜彻尔派军官，当时任驻慕尼黑第七师司令，给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毛切尔提供有关冲锋队的情报）的帮助，海德里希也不加拒绝。
可是，搞到的材料相当单簿。除了冲锋队在柏林、慕尼黑和西里西亚等地军火库的一些情况外，为海德里希收集材料的人，只揭发了几个冲锋队领袖声称要以血腥手段进行革命的胡言乱语，这些还不足以构成叛国罪的证据。有些间接证据甚至倒说明冲锋队不可能反叛希特勒，布雷斯劳城防司令冯·拉本瑙5 月初判断说，冲锋队发难一说是难以置信的；西里西亚冲锋队长海因斯听到戈林说国防军无意（海因斯担心这一点）进攻冲锋队，他当即让他本部警卫的一半人员去度假。
相反，罗姆倒认为，他的职责是激励警察和国防军对付政权的敌人。他派冲锋队旅队长于持纳去国防部，告诫人们当心前总理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对现政权搞反叛活动——就是后来一些所谓罗姆暴动野史的作者将其升格为参谋长共谋犯的那个施莱彻尔！“我活着是为了我的领袖”，独臂冲锋队领袖汉斯·彼得·冯·海德布雷克冲着作家恩斯特·冯·扎洛蒙大喊大叫，因为冯·扎洛蒙讽刺了希特勒。海德布雷克说：”想到他＇希特勒＇，这是使我活着的唯一力量。如果我不再相信我的领袖，那我情愿一死。”几天后，当他心目中的偶像将他依军法处决时，这个冲锋队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