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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后，五月底，红军发动全面攻击，南京国民政府不到半个月就被红军打垮到几乎要灭亡的边缘，英国人这边才匆匆忙忙地想到了“日本友人”的帮助，在这事上松了口，只是时间已是六月十日以后的事了，时间也已经来不及了。
面对突发事件，任何政府的反应都是有迟效性的，无论英、日政府都不例外。
日本人对插手南中国的事务，本来早有准备，鹿儿岛的仓库里囤积的军火就是为此准备的。但是林汉的那一炸，港口设施全毁，不但军火库被炸，连附近的贮油罐也被波及，燃起了冲天大火，整个港口完全报废，短时间内无法使用。
由于鹿儿港事件，更引起日本冈田启介内阁的倒台。旧内阁和新内阁的交接过程中，各方为了权力互相扯皮，对中国的关注度暂时下降，又白白浪费了几天的时间。而这几天，正是红军发动全面攻势的关键时刻。
等日本政府处理好上层的权力交接，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的时候，时间已是六月八日以后的事了。但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的崩盘速度，已快得出乎所有国家的预料。
鹿儿岛的军火库存被毁，令日本人事前的准备全部泡汤，等他们重新协调好准备好，时间已是六月十一日。原计划是六月十三日后从长崎出发，派出第一波共计三千鬼子兵打着协防上海的名义强行进驻上海的，然而在十二日这天天皇全家遇刺，日本高层震动，统治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再起，日本的海、陆两军又被迫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国内。
虽然天皇一家被林汉灭门，日本国内倒也不缺“天皇继承人”，但最大的问题却是，推谁上台好？日本的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矛盾重重，海军和陆军的矛盾，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一直都纠缠着日本。
从前天皇在时，有这个裁仲者在时，双方勉强还能维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现在天皇一去，捧什么样的人登上天皇的位置，就成日本国内各派争夺的大问题。在这关键的时候，原本要被派往上海的“中国派遣军”，也就因为上层的权力斗争，被半途扣了下来以用于国内的争权夺利，短时间内本土不大可能派出军队。至于台湾驻军方面，由于先前任务分配有异，原计划是和上海方面同时行动。当时台湾的驻军和舰队目光都盯着一海之隔的福建，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要赶到上海。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天皇的遇刺，造成了日本海军方面的协调混乱，因为上层的心思现在全放在国内争权夺利上了。
天皇全家暴亡对日本政治结构造成的冲击和破坏，现在才刚刚开始，在其选出新的天皇，重新稳定下来之前，日本内部先会有一场很精彩龙争虎斗式的内乱，只是这种内乱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林汉自己也无法确定。
日本人因为天皇遇刺而内部混乱不堪，在这要命的关键时刻，南方的红军已兵临上海城下。当地心怀不轨的日本人在得不到本土有力支援的情况下，现在只能靠在内部挖潜自救以拖延时间。
不过这两年，日本人虽然无法公开增加驻上海的殖民军人数，但背地里小动作却不断。其位于四川北路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驻上海租界部队的总部。这里用防炮钢板进行加固，使之成为一座非常坚固的作战堡垒。
除此之外，在公共租界东区与越界筑路的虹口，从汇山码头往东，直到虬江码头的沿江地带，日本军方都建有碉堡式的房屋。在杨树浦、江湾等地。日本人的学校、工厂中到处设有堡垒化的军事据点，在坚固的水泥屋顶上，随时可以架设大炮与机关枪。而这些军械在平时就藏于地下室内。简单地说，日本人将日租界这儿要塞化了。
在二战时，打这种要塞化的城市，无论哪个国家都是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关于这种情况，林汉早有准备。而身为德国舰魂存在的汉娜，对二战时发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的绞肉战争同样印象深刻，她知道这种地方的战斗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在林汉的要求下，德国方面根据一战凡尔登战役的经验，加上汉娜提供的二战列宁格勒、斯大宁格勒两战的经验教训，专门研制了一批用于巷战的重武器送进苏区，现在这批装备都在运往上海的路上。
而红军上层，经林汉的提醒，也对发动上海战役拥有足够深刻的心理准备。南方红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两年和炮党的战争实在过于地“顺利”，部队缺少打硬仗和打狠仗的经验。
“顺风仗打得太多，也不是一种好事。”
李润石和红军上层的军官非常明白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冬季里，红军一边扩军一边继续进行着大练兵，不光是在战斗技能方面练兵，中下层军官的思想，也进行了一番的“整风”教育。六月的战争开始之前，红军内部已通过思想“整风”，告诉每一个中下层军官乃至普通士兵，在1935年的战争中，红军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南京国民政府这条烂死蛇，而是比他凶残百倍的帝国主义干涉军。
1935年在开战前，红军上下已经做好了打“外战”的心理准备。
为了红军在未来的战斗中能更顺利地拿下租界，从前李华梅在这里时已收集了当地大量的情报资料，绘制的地图甚至详细到每一间屋子的地步。林汉身着在日本常见的浪人服，在日本人租界区转了转，确定这里的布局和从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间受到了两次盘查，不过当林汉开口，满嘴的京都口音的日语的掩护下，很轻易就过关了。
日租界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公共租界的情况稍好些，英国人只是在租界入口处加上了一道路障，马路上多了一些背枪的印度阿三，过度自信的英国人到现在还认为红军没有胆对英国租界动手，这里仅仅只是街上的警卫比从前多了。
英国人把阻止红军占领上海的希望，大半放在了外交谈判和对红军的军事恐吓上。林汉可以想象出，现在英国人在汉口代办处的英方代表，一定踩破了红军位于武汉总部的门槛，各种“老牌帝国主义式的恐吓”肯定是少不了的。不过通过林汉了解到大英帝国虚弱的红军上层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在上海，另一家处于如临大敌状态的，是当地著名的万国商团这一武装势力，其总兵力在二千人左右。
万国商团是1853年英美等国以保护侨民为名组织了上海义勇队，后称万国商团，成为租界当局的一支准军事化武装，担当了维护租界当局统治的角色。随后历年扩军，其最高指挥机构为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名，副总司令若干名，下有骑兵队、野炮队、轻炮队、工程队、铁甲车队、步兵队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编制达到1500多人，已经成为一支正规军队。
而当红军势力在南方强势崛起后，到1935年，万国商团的编制更增加到两千人。在司令部下，设有A、B、C、骑兵、特种兵、炮兵六个大队。其成份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A大队下辖甲队、乙队、上海苏格兰队、犹太队以及防空队。B大队包括美国队、葡萄牙队、美国后备队、美国机枪队和菲律宾队。C大队，俗称俄国联队，是商团内唯一一支常备军队，下辖俄国常备队和俄国义勇队。苏联十月革命后，这俄国联队的成员大都是以逃出沙俄的白俄为主（白俄是白军的白俄，不是指白俄罗斯）。至于骑兵大队，分上海骑兵队和美国骑兵队。特种兵大队，主要包括上海工程队、装甲车队、中华队、日本队、译员队、运输队和通讯队。
从成份上看，这所谓的万国商团就象一只迷你型的八国联军，什么玩意都有。除了心怀鬼胎的日本队外，余下的成员成份基本上都是雇佣军性质，同样也是上海滩上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上海滩洋人的力量是如此复杂，总兵力零零碎碎加上来，已经超过六千人，这还不包括可以临时武装起来的“武装侨民”——他们主要是日本人。
比起日租界的如临大敌，上海华界这儿，虽然也在城市外围开始挖战壕，在街市内修街垒，但是林汉一路走来，路上看到的士兵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模样，士气斗志都是低到了极点。甚至还不如当地的青帮、红帮这两个黑、恶组织更有精神——四一二时，黄金荣和杜月笙都出过大力，手上染有革命者的血，有血债的他们反而在抵抗意志上更强一些。
上海地下党正在努力做思想工作的长腿将军孙元良，至今还骑墙摇摆，就是因为此君到现在还对驻扎在上海外国势力抱有幻想，妄想观望到最后一秒再做决断。
林汉在上海的几个洋人租界转了转，除了是观察现场，寻找适合狙击的地点外，另外也是在思考自己行动的重点。
一阵思考过后，他觉得自己的想法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把目光全盯在汪精卫身上了。
炮党之中，从来就不缺少带路党和吴三桂式的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帮人什么下限的事都会做出来，在这儿杀掉汪精卫，骇猴的效果实在很有限。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想要干涉中国的革命，日本人要入侵中国，一个好的借口很重要吗？
“他们总能找出各种借口的。关键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
想通了这一点后，林汉把注意力从汪精卫身上收了回来，决定放到另外两个人身上。
他们一个是戴笠戴雨农，蓝衣社军统的头子，另一个防守上海滩，南京国民政府手中最后的一个实力派军头，长腿将军孙元良。
于是十三日中午，林汉回到“嘲风”组织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秘密总部，在那里他联系地下党，询问他们和戴雨农、孙元良谈判事宜，至于寻找刺杀汪精卫的机会，则交给手下去安排。
萨菲罗斯号还在从大板赶回上海的路上，虽然他一直以最大速度在海上行驶，但要到达上海，最快也要是四十小时的以后，也就是明天中午之前。萨菲罗斯号不在身边，林汉行事的自由度差了很多。现在整个上海都已经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