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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汇丰银行的外国职员，在停业清点货币时，发现了两张编号一模一样的美元，事后告诉经理。
“都是真钞！？”
银行里最优秀的假钞鉴别专家拿着这两张钞票比对了半天，又和别的美元进行对比，结果认定这两张都是真钞，但这明显是不可能。
幸运的是，这个经理当时急于下班参加晚上的一个沙龙酒会，把这事暂时搁在一旁准备明天再处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职员，是德国收买的卧底，下班后紧急通知了德国人。
德国在上海的负责人拿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采取行动。特种兵们伏击了那位经理，制造了他酒醉坠河而死的“意外”。由于负责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进行的仓库大盘点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发生在法国人开设在上海的“巴黎”银行，有职员在结帐盘点时同样发现了两张编号相同的日元，报之上级，不过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在看到两张“比真钞还真”的“伪钞”后，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们发出去用掉”。
于是这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位“不负责任”的负责人也幸运地保住了一命。
林汉和汉娜疯狂地在中国上海使用假外汇套购物资，由于这些假币质量好到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只要能顺利地在全世界流通使用，最后也就是全世界的用户一起承担这种“滥发货币”造成的“量化宽松”的灾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害倒是不大。
真正给南京国民政府未来的财政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在当年二月美国的加纳总统宣布美国放弃金本位，以及在当年七月，加纳总统宣布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十月份又公布购银法案，即提高银价，禁止白银出口，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银占四分之一。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受美国白银政策的支配，国际银价骤升。
而在这要命的时刻，中国市场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由于过去一年里林汉与汉娜疯狂地套购行为，已经大量地流失了——林汉自己估计，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六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先后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获得了超过一亿五千万元的银元。
这些银元，一小部分是直接以“印制的外汇”在上海各金融机构兑换的，更多的却是通过收购物资，倒卖周转“洗钱”洗出来的——反正那些“外汇”都是纸，零成本的生意，哪怕是亏本倒卖那也是卖多少赚多少。
在这过程中，红军拿到了大批不要钱“白送”的粮、棉、药材等急需物资，德国人拿到了“免费的”矿产和贵金属，至于损失，则由全世界来承担——这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危机转移吧。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刚开始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这边的一片“小好假繁荣”，繁华了一阵后，就因为市场上白银大量地流失闹起了钱荒。而在这要命的时刻，美国人抬高银价的行为，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伤口洒起了盐——中国不是产银国。
林汉在洛极矶杀掉了罗斯福，并没有阻止《罗斯福新政》的出现，而是变成换名头的《加纳新政》，它几乎是一点不差地在加纳总统上台后就在美国出现。
但是，有一项法案，却因为林汉的干涉历史，比历史上提前了好几个月。
那就是著名的《白银收购法案》。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发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而这批游说总统抬升白价格的白银集团的成员，多是美国的南方人士。
历史上，美国要到1934年6月才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
而这个位面，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约翰·加纳，是出身南方的“红脖子”。作为一个南方人，本就和白银集团联系紧密，更是极力主张抬升白银的价格以维护南方的白银集团的利益。
白银法案对中国影响极其巨大，中国是当时世界上还在坚持使用银本位的国家。《白银收购法案》签订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可换回3倍的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3倍的美元才能换取同值的中国货币。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国商品价格的昂贵，相反，中国民众则乐于消费外国的商品——此时外国的进口产品，反而变得更加地“便宜”。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银，而在最终导致了国民政府在一年后被迫进行币值改革，被迫放弃了传统的银本位制。
1933年时，南京国民政府因为白银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的冲击，被林汉和汉娜用假外汇套走大量贵重金属，但这两处的伤口才刚刚破开，短期内还看不出明显的伤害，情况本不会马上这么严重。真正致命的，却是人为的“法币”泛滥。
林汉和汉娜在上海使用“外汇”扫货时，由于担心各国政府的注意，还有所收敛不敢过度地肆无忌惮。加上这些“人造外汇”质量好到足以假乱真，可以全世界流通，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损失，那也是全世界来承担，影响并不大。真正致命的却是法币的人为滥发。
早在1931年第三次围剿时，常凯申还活着的时候，其手下就曾对苏区展开过印制“边区币”的经济战。而在常凯申完蛋，宋子文上台后，类似的行动他们也没有停止过。直到林汉将先进的印刷设备送入苏区，同时为红军设计了高质量的防伪印钞模版后，炮党方面由于技术限制，其伪币攻势方才收敛。
面对炮党的伪钞攻势，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得到了林汉支持的苏区红军，也决定以牙还牙，反过来对炮党还以颜色。
第121章郁闷的宋委员长
光是1932年，林汉就朝中国运了二十吨的法币，而1933年头两个月，更是足足有四十吨的“德版”法币被偷运到中国。而后林汉觉得运钞太危险，一旦被查获影响太大，林汉索性将印钞设备、模版，油墨通过长江航道直接送到苏区，交由红军自己处理，而他负责定期提供印钞所需的特种纸。
拿到了林汉提供的这个时代质量最高的印刷设备后，红军的印钞厂也很快开工，各地的红军、地下党拿着红军印制的法币到处套购物资，贿赂炮党军官倒卖军火和敏感物资，造成后果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内“法币泛滥”，物价狂升，法币的信用度一落千丈。被逼急了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3年七月宣布废除旧币更换新币，这才暂时抑制住了红军的“货币攻势”。
当然，这种抑制也只是暂时的。几个月后，林汉这边解决了“新版法币”的复制问题后，新一轮的“货币战争”也将再次打响。
白银流失严重，伪钞泛滥，法币急剧贬值，这正是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上遇上的最大危机，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突然又推出《白银收购法案》，结果在法案推出的当月，就有超过一千万银元外流——美国人搞《白银收购法案》提高银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借提高银价的方式来刺激银币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产品，转嫁危机。此时的中国早已是西方各国的经济殖民地，1933年时，为了转嫁国内的危机，海量的洋货更是疯狂地在中国国内倾销，甚至连中国农民传统的农作物大米都受到了冲击。
“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叶圣陶先生写的《多收了三五斗》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
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造成了中国国内的白银大量外流，不过美国人出手时迟了一点。先美国人一步动手的汉娜和林汉，先美国人一年，使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中国市场疯狂地扫货套购贵重金属。
由于二人的伪钞质量好，可全世界流通，变相地也将部分外国转嫁到中国的经济危机又转回国外去了——面对洋货的倾销时，先前从林汉和汉娜手中流到中国人手中的外汇，大都被拿去购买往中国倾销的洋货。
在这个时代的江南鱼米之乡的粮价，比历史上叶圣陶先生写这篇文章里的内容要好一点，文章里“糙米五块谷三块”的低贱粮价，由于林汉派出的买办商人疯狂地在市场上用“自制”的美元、日元、英镑到处扫货，民间生产出来海量的粮食有了销路，1932年时粮食收购价格一直维持在“糙米七块谷五块”，种田的农民还算有点活路。而到了1933年七、八月的粮食丰收期，由于市面上法币泛滥，通货膨胀严重，粮价涨到了“糙米十五块，谷十三块”，不过此时十五块的法币购买力也就勉强和去年的七块相当。
江浙鱼米之乡的农民因为林汉的扫货而“受益”，但南京国民政府来说，《白银收购法案》的通过却可谓雪上加霜。白银外流、银价提高使中国币值大大抬升，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原本因为林汉前一年的大扫货就已经大大减少，美国人在这时又借白银法案捅了一刀，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下半年的日子很快就感觉过不下去了。加上这时苏区红军疯狂的“伪币”攻势，原本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因为在内、外经济战场上的惨败，原计划在1934年春节后发动的“第五次剿匪”大业，还没发动就直接胎死腹中。
注：美国的人《白银收购法案》不光是为了转嫁本国的危机，另一个目的也是打击英国的经济。当时全世界的银本位国家其实不止中国一家，还有印度，加拿大，袋鼠国澳大利亚，世界最大的四个银本位国家是英国的四个台柱子。在这过程中其余三家其实也损失惨重。
1933年的最后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