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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对送上门来的糖衣炮弹，尽管有李华梅的干预，林汉也只是暂缓了吃下去的心思。那两个女学生都是怀着的一腔热血被引诱加入蓝衣社的，戴雨农把她派到林汉身边，也是拿着“爱国主义”之理由，这两学生很早就成了林汉崇拜者，林汉一见面就发现她们对自己的崇拜之情在见面的那一刻就直线上升。
然后他就放心了。
等他出国回德国后，他会把将这两女学生，嗯，是女特务也一并带走，适当的时候再将她们策反、拉拢，反过来变成自己的手下，然后嘛，嘿嘿……在他看来，戴局长的美人计不过是送老婆陪西门庆，铁定是有去无回的亏本投资了。
林汉离开南方时，宋子文刚刚和江西红军达成了一系列的停战协议。做为协议的一部分，炮党监狱关押的共产党员被释放出狱，而做为交换条件，就是江西红军放开一条道路，让被困死地的赣州守军退回南昌号。
而后在1933年的上半年，江西红军开始向南方发展势力。终过一个冬季的大练兵，红军兵员素质和综合战力比前一年又有了飞跃。在挂着“共产国际”招牌，实为容克军官的德国教官的调教下，红军在战术上和技术兵器的运用上和从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被穿越者严重扭曲的时代，在这个法西斯的子弹卖给布尔什维克份子打法西斯的时代，法西斯军官给共产主义者上军事课，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在得到了林汉的第二批大规模的军备援助后，加上冬歇期的练兵，战力大涨的红军随即开始了打通海岸交通线的春季攻势。
他们攻击的目标是福建和广东的交界地带。
此时控制福建的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自从去年秋季攻势，炮党军在江西大败，何应钦何婆婆被迫下野之时，镇守福建的十九路军也趁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自立。他们控制了南平、宁德、三明、福州、厦门、漳州这一片福建省三分之二的沿海地盘。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元气大伤，对于十九路军的自立行为只能干瞪眼，根本无法象历史上那般出兵镇压。
红军春季攻势的目标，就是攻下漳州，拿下云宵，夺取东山这一带的沿海地段，以获取出海口。厦门由于地理位置太敏感，考虑到列强极有可能干涉的原因，暂时没有夺取。
当年五月，十九路军在漳州战役战败，蔡廷锴损失了一半的兵力后被迫放弃漳州，而后云宵和东山也随即落入红军手中，通往大海的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有了出海口后，林汉可以更加肆意地往苏区输送装备，再也不必受制于长江航道。
接下的日子里，苏区红军的采取的是东守西攻的战略方针。
东守，就是维持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表面和平，积极防御，不主动挑起事端，但也坚决回击对方的挑衅。
西攻，战线有两条，一条是朝湖南继续发展根据地。自从去年的秋季攻势结束后，湖南红军红军的根据地就和江西红军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双方基本上已连通了这条交通线。林汉的出现，令夏曦在湖南的胡搞提前被结束。而江西红军的秋季攻势的大胜利，同样也影响到了相邻的湖南。
两省红军的根据地联成一片后，如今镇守湖南的何键也被迫由攻转守。红军在湖南继续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夺取农村，放过大城市，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将湖南的中心长沙孤立起来。
针对被何键经营多年的长沙，红军照常采用围而不攻的压迫战术，不直接打攻坚战，而是使用围城打援和打运动战的方针，逼何键只能使用乌龟战术，将手中兵力龟缩在主要的大城市死守不出。1933年时湖南靠近江西地区的战略形式，其实就和1932年江西的形势极其相似。
如今的江西、湖南两地的红军兵力加起来已超过二十万，得到运输大队长何婆婆和林汉两条血管的进补后，装备更是大大改善。整个南中国的战略形势，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逆转。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还有着数量上的优势，但他们手中军阀型的军队根本无力和红军玩大规模的运动战。虽然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却已不再象1931年般是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如今他们只能狼狈不堪的困守长沙等大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则眼睁睁地看着被红军不断地渗透，然后一点一点地吃掉。
镇守长沙的何键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调动，但实质上却是属于湘系一脉。即使是常凯申时代，常凯申都不能随意地指挥他，更不要说比常凯申更不如的何应钦宋子文之流。对于何键在长沙的窘态，远在江浙南京国民政府不是不知道，但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顶多也就嘴炮上对红军攻击一番，实质上的支援、牵制根本就半点没有。
此时的湖南局势，已开始有历史上1948年后，辽沈战役前东北格局转变的味道。不过由于红军的重点目标还是集中在福建广东交界处的沿海一线。本着“闷声发大财”的原则，红军并不想急着攻下“影响重大”的长沙，所以何健在长沙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
1933年时，红军主要战略目标，还是在于稳固已经到手的福建出海口。拿下云宵、东山一线后，而后开始向周边发展，巩固这一带的根据地。和他们正面冲突的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很快就只能退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一线的沿海地区，而内陆城市和农村则大片丢失。
红军所以没有拿下从厦门到福州这一线的沿海城市，是得到了林汉的预警，英、美、日等国对红军在南方势力的迅速扩张已极为警惕，又以英国、日本为甚。日本人已不止一次地以护侨为借口想要插手福建的事务，却被因为东北事件而警惕起来的英美联手驳了回去。但英、美两国都派出了小型舰队进驻厦门。虽然那只是轻型巡洋舰和驱逐，却不是这个时期的红军所能对付的。
在此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依旧坐壁上观地欣赏着十九路军自立的所谓“福建人民政府”的窘态，始终见死不救。倒是位于广东的陈济棠本着“唇亡齿寒”的精神发兵来援。可惜广东兵的战力实在不堪，当年六月，红军在福建、广东交界处四天内连打三仗，一气全歼了陈济棠来援的三个师，直接将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打成了落水狗，狼狈不堪地缩了回去，更丢失了广东靠近福建沿海地区的大片地盘。
此时的德国，希特勒已经尝到了在红军白军两边下注的好处。1933年上台后的希特勒开始重整德国军备，他以大举外债进行军备的方式，开始了未来了几年的“经济奇迹”。
由于汉娜的提点，德国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笔军火订单。另一方面，他们用以物易货的方式，又从红军这边卖掉了大批一战时留下的旧军火，更得以贮备了大量珍贵的战略矿产。对于红军取得福建广东的出海口，德国同样也是极为欢喜——那样就可以更顺利更便宜得到江西的钨砂和福建的稀土，不必再通过炮党的地盘周转，省了一大笔抽水的费用。
在德国人的游说下，不敢再打的十九路军和不想打的红军开始了谈判，双方很快也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停战协议，红军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东山这个稳定的出海口。
拥有了出海口后，林汉开始肆无忌惮地通过东山港向苏区走私军火和各类机器设备，不过这一切都是六月份以后的事了。
以上这些，都是1933年上半时，发生在中国南方的大事件，历史在这儿被林汉这个穿越者更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而中国的北方，1933年的历史，即一如既往地顺着历史惯性不断地恶化。
去年九月红军的秋季攻势的大胜和炮党的惨败，让日本更看清了名义上的中央南京国民政府的虚弱与无能，更加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
当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山海关，比历史上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当月，日本人开始收编东北伪军为地方警备队，分驻黑龙江等县。到了第二年一月，日本以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名义，要求热河省内华军24小时内撤退。
一月三十日，日本以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名义，要求热河省内华军24小时内撤退。三天后，日军从通辽和绥中基地分三路进犯长城北部和东部整个地区，以及沿长城的一切重要关隘。
也正是来自日本的压力和由此引发民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逼得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真正地开始考虑和红军停战的念头。
而到了1933年二月，热河沦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不战而逃，日军以120余骑兵前头部队，兵不血刃，进占承德。随后当月九号，日军向长城各口进犯。国民党29军冯治安师在喜峰口抗战，29军大刀队奋勇杀敌。王以哲部在长城古北口一带与日军激战。
2月11日国民党29军赵登禹部在长城古北口与日军激战，重创日军。
而这时，到了当月27日，国联大会这时才跚跚来迟地谴责日本在中日战争中为“侵略者”，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林汉两年前在中国的做为，虽然延迟了九一八爆发的时间，但日本人随后在北方的行动，在1933年却反而提前了近一个月。
当林汉返回中国时，宋子文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和日方进行秘密谈判。到了1933年4月三十日，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后也不得越过该线及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等。
《塘沽协定》的签订，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