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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绥新回答说：“我有两面性。人不是完全一面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人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应该用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让他透明和纯粹。如果不是这样，阴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人，污浊的人。我认为，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就是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使光明的一面迅速成长，使阴暗的一面尽快消灭。”
我们是否能够把慕绥新所说的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比喻成红与黑呢？
慕绥新是一个在红与黑中行走的人。
慕绥新也承认说：“使自己变成了‘一手红，一手黑’。”
这就把“两面性”更加具体化了：一手干事，一手捞钱；装金是人，刮金也是人。
他很自觉地在两种颜色中行走，他没有力量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壮大一方，而消灭另一方。他在红黑两方中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非常惬意。
2000年的夏天，真是个多事的季节。他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但又心存幻想。人是很不容易认输的。
事情来得是那么的突然而奇怪。2000年3月至5月，慕绥新在中央党校学习。5月31日，秘书给梅花打电话来，说市长下午乘飞机回沈阳。梅花高兴得跳起来，然后就心神不定，坐卧不宁了，站起来在屋里走遛儿。屋子收拾打扮得又干净，又新鲜，像他们去年在大连结婚时的新房一样。是去年5月8日结的婚，今天回来还没有出月，正好可以庆祝结婚一周年，慕绥新和梅花结婚一周年！她看着老慕和自己的合影照片，幸福地笑着。等啊，等啊，秘书怎么还不打电话来，快上飞机了，上了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过去秘书都是上飞机前两个多小时就打电话来，这次是怎么了？而且过去老慕会亲自给她打电话来，这次为什么没有呢？她再也忍不住了，她主动把电话打了过去。
秘书说市长明天回去。为什么？为什么明天回来？今天为什么不回来？我要今天回来，不要明天回来！她太激动了，她一点也接受不了这种只差一天的现实。秘书说今天市长要看一场交响乐演出，这个交响乐团不可能到沈阳去演，而且在北京只演这一场，就是今天晚上，市长要去看。
刘涌案揭开了慕绥新头上的面纱
梅花不说话了，市长是那么喜欢音乐，看就看去吧，听就听去吧。市长是懂音乐的，艺术节时他穿着白衬衫在辽展馆的广场上指挥辽宁交响乐团演奏《欢乐颂》，那挺拔的身姿，飘逸的动作，艺术家的气质，征服了沈阳市民、各方来客和港台商人。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说，想不到啊，市长太内行了。他怎么能不内行呢？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演奏小提琴，并且是乐队指挥。梅花在沈阳音乐学院读过研究生，她不仅看到了内行，还看到了美。
不过今晚北京的那场演出就那么重要吗？她忽然伤心起来，自己不如交响乐重要，交响乐胜过了她，市长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为了看一场演出把回家的日子推迟了。陷在爱情中的人总是很会折磨自己的。
她哪里知道慕绥新正在承受着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跟即将降临到他头上的那个政治打击，几乎是等量齐观、不相上下，因为都是对他宣判了死刑。他被查出了癌症。他有一个同学，在北京某大医院当副院长，去中央党校看他，见他气色不好，问过去得过什么病。他说得过肺结核，钙化了，没事了。同学说，还是到我们医院检查检查吧，以防万一，没事更好。他就在5月31日这一天，在老同学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用非常先进的进口仪器做了检查：肺癌。
慕绥新挺住了，什么也没说，让秘书通知梅花，今天不回去了，明天回去，今晚去听一场交响乐。思路非常清晰。他要镇静一下，理理思绪，确定自己该怎么做。长时间以来，对于不祥的政治命运，虽然还抱有幻想，但潜意识里早已感到难以逃脱。他以被处以极刑的高级干部作参照，觉得自己很难是个例外。他非常害怕。没想到现在又得了癌症，在政治上的死刑没有宣判之前，先宣判了一个生理上的死刑。这样就相对地把两个死刑的分量都减轻了，反正总得一死，那就随便吧！
人到这个时候才更知道生命的价值。他决定不做手术，明天就回沈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走进光明之中，走进红色之中，演奏自己的《命运交响曲》，嘣嘣嘣嘣！
在飞机上
6月1日，梅花到机场迎接老慕，献上鲜花，热情拥抱。慕绥新掩饰得很好，说交响乐很不错，然后就忙着说工作上的事，不再提交响乐。
他在做访问日本的准备，召集部门开会，部署工作，要情况，听汇报，视察。晚上回到家，带着一大摞文件、材料，看累了，就躺在床上，让梅花念给他听。什么地方重要或者有问题，就让梅花用笔勾上。
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梳理着她的长发。她稍微停顿一下，还接着读。他又抚摸她那漂亮的前额。她停下了阅读，感觉着他的动作。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到他正深情地注视着她。
事后梅花对记者说：“但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你说作为我来讲，也想不到，也不敢想会得这种病啊！然后他就说，吃饭吧。吃饭的时候，又总是直直地看着我，总感觉有什么话要说，可又不说。”
没过几天，慕绥新就到日本访问去了。她就坐在家里回忆老慕的眼神和一下一下不紧不慢给她捋头发的情景。老慕从日本回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她以为是劳累的，劝他好好休息几天，但他说不能休息，马上就得去美国。梅花说，如果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跟美国通用公司总裁一年前就定好时间了，定的就是这个时候。这次如果我不去，等于我们自动放弃合作，项目就转到别的城市去了。
慕绥新于6月中旬去了美国。他是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的问题，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太需要现代化新兴产业的支柱了，他拼上性命也要把这个项目谈成。别人去他是不放心的，他去了才能给对方以极大的诚意，而且他不仅有诚意，还有热情，还有智慧，还有威严和气魄。这都可以使中国人占便宜。
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做成一件事，跟美国人做成一件事，一件漂亮的事。光会在家门口干事不算能耐，出国跟白种人过过招才算本事。前几天去日本，现在又到了美国，这也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值了。
谈判是很艰难的。他们果然要把项目转到别的地方去，条件提得很苛刻。但老慕是好对付的吗？中国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攻关辩论谋划运作软的硬的明的暗的，什么没见识过？再说老慕那风度，那得理不让人的劲头，把洋人震住了。终于达成协议，雪佛莱生产线安家沈阳。
本来计划7月中旬回国，但既然谈完了，就赶快回来吧，不要考察了。这事如果放在过去，是必须考察的，考察就是变相旅游，还要跟着几个大款给提供资金保障。这回全免了。老慕要洗心革面，做一回人民的公仆。再说他的病也顶不住了，身体支持不了啦，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7月3日就回来了。回来向省委做了一个汇报，就直接往北京医院送。老慕把医院的专家、大夫、领导气坏了，他是一个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副省级干部，堂堂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怎么能够已经查出了癌症，并且开好了住院单，却还把人给弄跑了呢？
他的副院长的同学对下属大发雷霆，他的上级又对他大发雷霆。但是谁也不敢对老慕大发雷霆。他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发雷霆的人，那就是慕市长的妻子梅花。
这回让她知道真实情况了，一点也不对她保密了。这也是老慕的指示，老慕在上飞机前下达的指示，把我的病情由组织上出面通知我的妻子。大家理解，这肯定不包括前妻。两个妻子都到机场迎接，那就有好戏看了。
7月2日那一天，组织上派有关人员来到了梅花家里。她正好出去了。等她回来进屋一看，领导、院长、大夫、秘书、司机都坐好了，面孔特别严肃。她进来，这些人也没跟她多说话，只是哼了哼。她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了？他们还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尤其是那位领导，表情非常痛苦。梅花就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她说：“院长同志，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说罢还夸张地冲大家笑了笑。大家却还是绷着脸，没有对她的笑做出任何反应。还是院长先开口了：“我和你说之前，你必须把心放下，市长3号回来。”梅花笑了一下说：“回就回来吧，回来不是挺好吗？”
但她猛然就不笑了，表情变得比哭还难受。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太傻了，她应该想到市长可能有麻烦了，肯定是有病了，而且不是小病。市长临走前对她说，你好好在家等着我，回来我有话告诉你。现在不能告诉吗？他摇了摇头。她追着问秘书和司机，他们什么也不对她说。走后通过几次电话，他说话很疲惫样子。这不都是先兆吗？自己怎么还不明白！
现在她明白了，挺了挺身子说：“说吧，我受得了，市长得了什么病？”
院长说：“肺癌。”
她立刻晕倒了。
她跟着大家到北京机场去接老慕。她以为会看到一个被人背着抬着的老慕。她伤心得不得了。她等着那一致命时刻的到来。但是老慕却谈笑风生地走出来，西装笔挺，潇洒精神。老慕这不好好的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