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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左右看了看调查组的另外两个人，皱着眉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当时是否讲过，你一定要当这大队长？”
“我当时讲的是：如果我当大队长，一定把生产、社员收入搞上去。这个，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我的目的是改变农村面貌。”
“你认为就是你能改变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当时的大队长纪鸿儒更符合实际。”
老董转头和另两位调查组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目光。那个女同志一边记录，一边不时用同情的目光看看李向南。
“社员听了你一篇讲话就都支持了你？”老董又问。
“我在那之前已经当过一年小队长。那一年，我们小队分红提高了一倍。”
这个回答很有力。老董沉吟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是处处排挤打击老干部，你作为年轻人，当时对老干部是持什么态度？”他口气平缓地问道。
“我对老干部是尊重的。”李向南答道，同时想到纪鸿儒这个解放初期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来，“我对纪鸿儒同志也始终是尊重的。不过，我们之间始终在农村政策上发生冲突。”
“什么冲突？”老董注意了。
“他单打一只抓粮食产量，我主张还要搞经济作物，搞林牧副渔，队办企业，全面发展。”
“你当时就反对‘左’的路线了？”
“当时，大寨谁也不能不学。不过我有我的解释，要结合本村实际。”李向南诚恳地笑了笑，“我当了两年大队长，社员分红翻了一番。”
“你当时哪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呢？”
李向南蹙眉垂眼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那时已经读过《资本论》了。”
“《资本论》？”老董观察地看了看李向南，“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1966年11月。”
“为什么是11月？”
“我父亲在1966年11月被打倒了。”李向南答道。
老董点了点头：“你现在能给我讲一点你对《资本论》的理解吗？”
李向南想了想，说：“商品生产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了社会经济，更广而言之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超越历史的阶段性是不可能的。”
“不是经常有人想超越吗？”
“有人想超越，有人想拖后，在一个时期他们的政策甚至可能推行几天。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不断使他们都垮台，最后表现出自身的辩证法和必然性。更广地说，就连这些想超越历史、拖后历史发展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本身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丰富表现。”
老董用一种注意的目光看了李向南几秒钟，然后不易觉察地微微颔首。
这位调查组组长始终不露出任何倾向性。
谈话就是这样有问必答地进行着。随着谈话的进行，李向南越来越对写揭发材料的人感到愤怒，很多事情几乎到了捏造的地步。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但终于失控了。
“你在生活上有过什么不检点吗？”老董问。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生活作风上有过什么啊……问题没有？”
“我不明白。”
“这些年你在省里，包括后来在大学，总之，在生活作风方面检查一下自己。”
李向南愤怒了。看来揭发者是广为搜集“材料”了。显然这绝不是纪鸿儒个人的那一点历史嫌隙在起作用了。他隐约感到，上上下下有一些人、有一个势力在对自己下手了。而其整个背景，他现在是难以一时看清的。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你要冷静，要配合组织上调查清楚。”老董和气地说。
“揭发人可以提出具体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要确实犯了党纪国法，可以处理我。”
“向南同志，我们也是帮助你把问题搞清楚。”那个女同志这时温和地说。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没丧失过道德。”李向南说，“这就是我要说的。至于我个人在感情方面的任何经历，我没有义务向社会交待。”
谈话结束了。调查虽然不会立刻形成什么结论，但调查本身的影响却在古陵展开了：李向南过去迫害过老干部；李向南是个政治野心家；李向南生活作风有问题；省委有个副部长写材料揭发；省纪委派地区纪委来调查处理……这些舆论顿时在县城汹汹涌涌地扩展开了，而且立刻引起震动。
任何舆论能够迅速传开、扩大，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的利益；任何舆论能够引起社会震动，是因为它触及、威胁、破坏一些人的利益。
舆论原来是利益斗争的武器。
“向南，你倒是说话啊。”康乐坐在床上实在憋不住了，说道。
“我说什么？”李向南自嘲地哼了一声。
“你首先应该反击一下。应该写份材料揭露纪鸿儒，控告他诬陷人；要求有关部门办他诬陷罪。理直气壮是最有力的策略。我觉得你在这件事上太不强硬，简直不符合你的一贯风格。”
“我还有风格？”李向南站在桌边冷笑了一声。
“我觉得向南应该在最近的某次大会上公开把这事挑明，把谣言彻底粉碎。这些谣传一旦挑明了，它也就没用了。”庄文伊扶了扶眼镜说道。
“不用理它。”李向南不屑地说，“愿意造就造吧，总有造谣造累的时候。”他在桌旁坐下了。
“你不要以为不理睬就是大家风度。舆论能杀人。现在都造你什么谣你知道吗？”庄文伊气忿地说。
“别说了。”李向南摆了一下手。
“有人说你在省城就搞过四五个女人。”
李向南用力把一张纸抓揉在手里，狠狠地一点点攥进手心，手上的筋肉凸起着。他慢慢又克制住了自己，说：“别说了。”
“还说你是个最爱搞阴谋权术的政治野心家。”
“别说了。”李向南大发雷霆地站起来。
屋里人全静了。从李向南到古陵来以后，还没有人见他像这样失去控制过。
“你们还要说什么？”李向南两眼冒着火，“你们说啊。”他看着三个人，三个人也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坐下了：“我有点不冷静。同志们有什么话，说吧。”
“我们主要是关心你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康乐说。
李向南凝视着自己手中摆弄的“中华”铅笔：“你们刚才说了几个方案，还有什么方案？”
“方案很多，主要靠你抉择。”康乐说。
李向南紧蹙着眉沉默了一会儿：“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首先要掌握住古陵形势，推动工作正常发展。这个基础要稳定住。要不我就一无是处了。”
“能不能稳住，很难说。”康乐说。
“你给水利局、粮食局、教育局……昨天开会的一共是七个局吧，给他们的党委书记都打一下电话。”
“干什么？”
“检查一下昨天给他们部署的工作。”
“现在？”康乐和庄文伊都疑惑地看着李向南。
“是，就是现在。”
“李书记可能想看看现在是不是还能令行禁止吧？”一直沉默不语的小胡说了一句。
“先看看指挥是否失灵吧。”李向南说。
康乐笑了，踩灭烟头站了起来：“真有你的，怪不得别人要攻击阁下搞政治阴谋呢。 “
“不是政治阴谋，是政治智慧。”李向南目光冷静地说道。
康乐在办公室外间屋打电话，里屋的人都静默着，断断续续听到康乐的声音。电话打完了，康乐回到里屋：“一多半人对你的指示照执行不误。”
“一小半呢？”李向南问。
“拖着、推着、顶着你呗。”
政局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有两位，马局长和孙局长告诉我，他们听到比较确切的消息，郑书记已经准备把你调离古陵。”康乐说。
李向南站了起来。
“你去哪儿？”康乐问。
“我去找找郑书记。”
“和他谈？”
李向南想了想，说：“我觉得应该和他谈谈，采取坦率的方针。”
“怎么坦率，给他提意见？”
李向南淡淡一笑：“那太愚蠢了。我准备对他坦率谈谈我的全部真实想法，甚至谈谈我的全部经历。”
“你可别拿你北京学生这一套。”康乐说，“他才不会和你进行这样的谈话呢。你越把你的真实暴露出来，他越不理解你，越会增加对你的问号。”
“那我就再坦率些。”
“你想了半天，就是这么个行动？”
“这可能是眼下最重要的。”李向南拉开了门。
他在灯光昏黄的县城街道上走着，一路上考虑着和郑达理的谈话如何进行。
他要进行一次难度很高的谈话。这种谈话，看着不事喧嚣，但它常常比处理一个轰轰烈烈的场面更有实质作用。一想到自己是在困境中开拓道路，他的胸中就涌上来一种有力的冲动。他愿意在复杂的环境中施展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他要用最坦率、最诚恳的方针打破郑达理成见的防线。
“贵宾院”到了，灯窗明亮。
他沉着坚定但又极力显得谦虚谨慎地敲了两下，便径自推开了郑达理房间的门。
第四十一章
第二天傍晚，静寂无人的县委院内并不协调地响起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李向南在他的办公室开响了录音机。两个喇叭的小“三洋”，从他带到古陵以来，还是第一次用来听音乐。李向南抱着胳膊闭目靠椅背坐着，任凭钢铁雷鸣般的音乐震荡着他耳膜。是想让音乐镇静、澄清自己思想，还是想让音乐搞乱自己思想？他不知道。
昨天晚上的谈话并没能创造奇迹。
他虽然讲了许多可以说是披肝沥胆的坦诚之言，但郑达理并没有被感动。他略仰身靠坐在沙发上，始终不失沉稳、威严的“啊”、“啊”地听着，表情中还带着一种似乎在听年轻人检讨错误的宽仁。这让李向南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脸热、手心出汗，切齿悻悻然地恨自己。他伸手把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