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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总有媒体记者就这个说法问我，我其实没什么想法，那不过是出版社为了炒作的一种戏说。我有时很愿意跨学科，以后我还是以文学为主，但也还是要跨一跨。
■我记得你在写完《夜与昼》之后，是不是说过改革题材也要写三部曲？
□对，写了《夜与昼》，又写了《衰与荣》，实际上是京都三部曲，还有一部《灭与生》，我没有写。
■那为什么？
□就是变化了，我觉得我在这个题材中写得太长了，当时我就写了一部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变化，叫《嫉妒之研究》，当时登在《小说家》上，那时我想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表现手法，表现能力，如果不是后来被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挡住的话，文学探索会一直继续下去。
■那是什么时间？
□《嫉妒之研究》是1988年写的。
■后来你怎么接触到你所说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这个题材的。
□说来很简单，我一直对哲学的东西挺喜欢的，那时听到一些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情况，我是把它当作哲学命题来看待的，我想，这是否可以改变我对时空以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我对这个问题做过很认真的研究，而且，我至今对这种研究不悔，我觉得当下中国研究这个问题有点奢侈，不合时宜，再过些年我还会研究。
■你的写作转移到现实题材上来是不是和这有关系？
□应该说转移到文学上来，转移到文学上来还有一种选择。像“文革”题材，你也可以说它是历史题材，“文革”题材我写了一些，现实题材我写了《龙年档案》，还会再写一些，下一段我的写作，第一是文学，第二主要是写现实题材。我对现实的东西，近代、当代历史的东西，比对古代历史的东西，从文学讲更感兴趣。
■我记得有一次你说，你想搞一个跨很多学科，非常宏大的东西。
□我后来写了一部书叫《人类时间》，这部书也不是为市场写的，你都不知道吧，改革出版社出版的，写的是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还不是显学，大家都不注意。那本书上下册，我送了陈晓明。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评教授了。
■你一直在写东西，不过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影响大的只是几个点，而每个点又不一样，就觉得你变化很大。也许你觉得变化并不大，还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其实我倒是觉得，从你对现实的认识，从写作的风格上看，《龙年档案》和《新星》、《夜与昼》还是一样的。
□大的路数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不属于你所说的探索式的写法。
□它是这样，前些年的探索，有些成果被我用在《龙年档案》里，我希望，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多的社会、人性、情节的要素。比如“月是故乡明”，我很喜欢这句诗，我认为这是唐诗中最佳诗句之一，景写了，情也写了，哲理还写了，话又很白，写在小说里大家会认为是句白话，口语，但这里东西最多。我在《龙年档案》里就想用这种方式写作，最初想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我想，一定要写得短一些，写了不到五十万字，又删成三十八万字，描述全部都不要，心理分析全部都不要，通过最简单的言行能把人物带出来，我想写个严肃的东西，但比那些通俗、悬念的东西还要好读，要做这样一种探索，在这一点上，《龙年档案》还有一点儿成功。
■这个书可读性确实特别强，拿起来放不下，你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
□下面还想这样，用更短的篇幅，表现悬念要素和人性内容更多的作品，文学的要素更丰富，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先锋的，像“月是故乡明”一样，这是我的尝试。
■你在写这部小说前是不是采访过吕日周？
□吕和我比较熟，长治我去了两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就是我说的，一个作家要敏感，同时还需要采风。
■你是听说了他的事以后去找他呢，还是以前你们就认识？
□我们认识快20年了，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没去长治呢，他还陪我在山西走了些县市，后来他出任长治领导，又有一番故事，是我没有想到的。别人又会说我赶了一个热点。
■你给人感觉总是在风口浪尖上。
□我写这个小说时，吕日周不仅没热，都没有去长治，我写小说以后他热了，是碰到一起了。说我有什么预见，我也没有什么预见，如果是吕日周热了你再赶，你赶的过来吗？今天有个陕西记者打电话采访我，问起所谓变脸不变脸的问题，我说我是又变又不变，但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还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有叙述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事有些人可能津津乐道，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有叙述热情，对作家来说，我觉得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很疲倦的。这个叙述热情就是写作的奥秘，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认识自己很不容易，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我还在认识我自己。到底自己的叙述热情在什么地方？是你独特的，对一个题材的叙述热情我想有几种可能，第一，确实你有一种要表达的渴望的东西，你对它有足够的体验和感受，你想把这东西传达给别人，这是你有兴趣的地方；第二，是别人还没有叙述过，还不太会叙述过的东西，你都讲过了，再让我重复，我没有讲话的热情了。我要寻找的是，对我还有新鲜感的，别人听着也很新鲜。解玺璋，咱们之间还有相处的过程，我一贯做这些事，我也百折不挠，我不怕挫折，比如我走红一点，解玺璋你看着，我绝不会忘乎所以，不会停止一天写作的，绝不会到处去讲学，我还是会写作。我每年写作三百多天，20多年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绝对不会去应酬，我一定要保持写作者非常独立的状态，我绝对不应酬政治，绝对不应酬文坛，我没有应酬过任何一个人，我绝对不参加任何流派，绝对不参加任何群体，因为这些都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当然也有很大的损失，人际关系会显得非常单纯，这些年来，我是文坛最孤立的一个人，这点我感受特别深，我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来往，当我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表示过问候，我已经很习惯了，而且我为这点感到很自豪，我不怕事。
■是不是和你求新求变的个性也有关系？
□对我来说，一个东西写成功了，再让我重复，一点兴趣都没有，写“文革”的5部小说，是五种叙述方式，每种都有变化，《夏天》是一种方式，《黑山堡》是一种方式，《牺牲》是一种方式，《蒙昧》是一种方式，形式上也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可以了，其宗就是你的本分，一个作家必须有万变的地方，又必须有不变的地方。
■你不变的宗旨是指什么？
□对重大社会命题的关注。
■这是不是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基本上没有和别人说闲话的兴趣。
■一脑门子官司似的？
□那倒不是，我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很爱安静的人，很简单，散步、看书、写作。
■你写作靠什么维持精神呢？
□什么也不靠，烟不抽，酒也不喝，茶也不喝，每天写10个小时。搞写作不要光研究写作，研究如何把小说写好，这是特大的误区，一定要研究你是怎样在写，你的写作状态，就像看许多球赛，大部分输赢还不是技术原因，是状态不好。球员的问题是教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当好自己的教练，要把自己调试好，人的状态如果不好根本写不出好东西来。
我最喜欢的五部作品
柯云路
1998年至今，仅有短短的四年，即使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而言，四年也不能说很长。但它在人类历史上却是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四年中，纪元千年从“1”跨向了“2”，而世纪之钟则从二十世纪走向了二十一世纪。
我在这最近的几年中，接连写了几部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
第一部是《芙蓉国》，写了那十年历史的全景。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这部看来有些敏感的作品。作者当时化名“辛克”，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理解。
第二部是《蒙昧》，写了十年苦难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年轻女教师的生死离别。《花城》杂志2000年第4期刊载，同时出版了单行本。《蒙昧》描绘的南国风貌及社会动乱中男孩的蒙昧性心理成长过程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
第三部是《牺牲》，写了那十年中发生在北国山区的一个故事。那是对一个经典爱情故事的非经典叙述。《大家》杂志2000年第5期刊发了全文。云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第四部是《黑山堡纲鉴》，通过一个独立王国形成及覆灭的过程缩影了一段极端的历史。这部作品对“文化大革命”赖以发生的封建主义文化或许具有杀伤力。《花城》杂志于2000年第6期发表，花城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
2001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青春狂》（又名《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背景仍旧是“文革”，算起来，这是我关于“文革”的第五部小说了。这部作品通过对一个事件的调查，表述了我对人性、对历史的一些思索。人是怎样在正义的口号下对他人实行着最残忍的迫害；记忆又怎样“利己”地改造着历史；人们是怎样在对“文化”的反思中回避着自己的责任；而“弑父”这一人类的情结又怎样在社会提供的机会中冠冕堂皇地张扬着进步的旗帜……
这些作品得以问世，自然要十分感谢上述杂志编辑部与出版社。
这些小说问世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们中除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老年人以外，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