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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系的远近，他先去拜访了周作仁。
与此同时，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得到保泰派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批泰派的驳斥。
第一百一十四章一步走错；便是一生
周作仁住在北平八道湾胡同11号，这是鲁讯在1919年出资购买的院子。
整座院落是大宅门格局，邻街是一溜院墙，进门楼见影壁，前后两进，九间瓦房，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
当时的价钱是三千五百块大洋，在北平算是豪宅了。
按照后世北京的房价，这绝对是白捡的白菜价。
鲁讯1909年回国参加工作，1912年到教育部任职。
他在教育部的职务是佥事，月薪有300块大洋，他还给报纸写文章获得稿酬。
这套四合院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由此可见，公务员在任何时代都是让人羡慕的职业。
而且，他把绍兴老家的一套老房子卖掉，得到了1600块大洋的房款。
在北平有了房子，他请假回到绍兴，把母亲和第一任妻子朱按，弟弟周建仁接到了北平。
这时周作仁也带着一家人从日本回来，三兄弟便住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大家庭。
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两兄弟闹翻。
鲁讯和朱按搬出了八道湾，迁居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周作仁和周母留在了八道湾。
于是，后世就有人猜测周作仁是为了霸占八道湾胡同的宅子才和鲁讯闹翻的，提出这种说法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讯的儿子周海英。
周海英在《鲁讯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写了周家兄弟在八道湾生活的内幕。
在周海英的讲述中，主角是一个叫做羽太信子的女人，她是周作仁的妻子，掌管着八道湾的经济大权，花钱如流水，挥霍无度。
而且，这个日本女人残酷无情，诡计多端，先是赶走了老三周建仁，又用计谋挑拨鲁讯和周作仁反目成仇。最终达到了自己独霸房产的目的。
甚至连周母都不愿意在八道湾这种残酷的环境下生活下去，而是搬去和鲁讯一起生活。
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篇宫斗小说。
然而，周海英是1929年出生的，他从来没有在八道湾生活过。鲁讯过世的时候他才七岁，这些所谓的内幕不过是道听途说和自己的猜测罢了。
至于是谁告诉他的就不得而知了。
先说周建仁，他是鲁讯的三弟，娶得妻子是羽太信子的妹妹。
在1921年，周建仁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妇女杂志》的助理编辑。
并从事著译工作。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
此人在上海的时候还和一名女学生同居了。
这似乎和被羽太信子赶走的关系不大。
而鲁讯和周作仁的绝交恐怕不是因为经济原因那么简单。
八道湾的宅子是鲁讯用卖掉老家房子的房款加上自己的积蓄来购置的，所以算是他们一家人的公产，只是名义上属于鲁讯。
当时签订了一份契约。
内容是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占一份，周母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周母养老送终的费用。
周海英控诉周作仁的是在鲁讯过世后，周作仁把八道湾宅子的户头从鲁讯改成了周作仁，并且有段时间没有担负起周母的抚养费。
周作仁每个月给周母的生活费是50块。周海英认为以周作仁的收入来说太少了。
这和后世一家人争房产闹的不可开交的事情何其相似，只是因为发生在周氏兄弟这种名人家中才显得格外的引人关注。
林子轩对周氏兄弟的家事兴趣不大，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看热闹罢了。
1924年4月25日，他来到八道湾11号。
周作仁穿着日本和服出来迎接，和他一起的还有《晨报副刊》的主编孙福园。
孙福园1921年北大毕业后一直主持《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人称“副刊大王”。
在主持晨报副刊时，鲁讯的《阿Q正传》即在该报首次连载。
还发表冰心的《寄小读者》、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等许多后来被熟知的作品，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
可以说，《晨报副刊》实际成为新文化的一处宣传阵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不错，对鲁讯尤为敬重。把鲁讯当成自己的导师。
当然，他后来和鲁讯决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轩的那篇《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就是孙福园刊发的，作为对陈独绣等人的反击。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赞成泰戈尔访华。中国不少新文学作家都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不少青年人也欢迎泰戈尔的到来，只有受到陈独绣影响的青年才会反对泰戈尔。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学刊物都不会刊登陈独绣等人的文章。
陈独绣的文章大多刊载在上海的报刊上，而且是非文学的报刊。
泰戈尔到中国访问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体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
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
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难道就能导致中国亡国么？
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是对泰戈尔的误读。
然而，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
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说他”的话，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
“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
其实，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是一个爱国者。
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说客”。
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
在谈论中，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
他穿着和服，坐在地板上，喝着茶，声音不高，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一派名士风范。
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岁。
谁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后，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错，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
第一百一十五章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24年4月27日，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是周日，鲁讯在教育部任职，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
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不值什么钱，主要是个心意。
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有显摆的嫌疑，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
鲁讯是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
郭沫偌说过一句话：“当然，鲁讯除了自己，什么人不骂。”
鲁讯和胡拾不同，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就算对你有意见，也会放在心里，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说是学生并不为过。这也是基本的礼仪。
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
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
他对胡拾提倡的“整理国故”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鲁讯显得有些顾虑。
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不很成熟，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学，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稚嫩的很，贸然拿出去。反而给人看轻。”鲁讯如此说道。
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
因为在这一天，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并游览了御花园。
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轩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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