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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日本的出版业绝对要瘫痪掉，想要重建并不容易，趁着这个机会把书籍运送过去，免费的东西你还不要。
这可是我们好心捐助给你们的，你们还要审查，还要拒绝么？
那你们怎么不拒绝大米和面粉呢？
林子轩要把《雪国》印刷一万册，加上一些卖不动的新文学书籍一起打包运到日本去，至于日本怎么处理他会持续关注。
如果日本敢烧掉，或者丢掉，那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抨击日本的机会。
林子轩还打算联合其他的出版社，一起把书籍运送到日本，就算是自己包船也无所谓，他不差这点钱。
其实，不用他去联络，不少出版社都有这种打算。
虽然有些大型出版社财大气粗，不屑于林子轩的这点小伎俩，但也有书局赞同林子轩的做法，我们把中国文化送给日本，这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极有意义。
于是，十几家书局联合起来把库存清理干净，全部装船运往日本。
在大米和面粉之中，这些书籍极为显眼，很多人都视而不见。
上海的报纸刻意回避这件事，因为不知道怎么报道，只有外文报纸不需要回避，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并认为这是中国和日本文化交流的象征。
林子轩的发言也被认为是一位中国文学家对于日本灾民的人文关怀。
西方人甚至用心理学来解释林子轩的话，认为对灾民的心理疏导非常重要，这是目前世界上救灾工作的一个盲点，需要重点关注。
林子轩拿着这份报纸，觉得还是外国人明白事理，还知道灾民需要心理辅导。
无论如何，通过这件事，让上海的人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林子轩。
第一百八十二章海宁观潮
九月下旬，徐至摩给林子轩写信，邀请他来海宁看钱塘潮。
此时的徐至摩并不在北平，而是在他的老家海宁。
因为祖母过世，他在八月份便回家守丧，可他是个喜好交游的人，在老家觉得憋闷。
特别是他和张幼怡离婚的事情，让家中的父母极为气愤。
“不知怎的，像是鸽子的翎毛让人剪了，再也飞腾不起来。”
他在信中如此诉苦。
其实，徐至摩在北平混的不错，他办了一所文学俱乐部，也就是新月社，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成功的混入了新文学的圈子，聚拢了一批小势力。
除了还没有追到林徽茵外，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这样的人就因为在家里呆了几天，被父母责骂两句，就发牢骚诉苦，还用比喻句。
林子轩真想回他一句话：贱人就是矫情。
他也算是了解徐至摩，这人本质上不坏，但就是有着富家子弟的诸多特点。
比如喜欢结交朋友，喜欢玩乐，容易冲动，追求美丽的女人，在感情上一塌糊涂，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不怎么顾及他人的感受等等。
这种性格有种称呼叫做纨绔子弟；但若是放在一位诗人身上，那就是诗人的浪漫情怀。
所以说，这个时代对于才子非常的宽容。
纨绔子弟追求美女，那叫为恶；才子追求美女，那叫风雅。
当然。这和他们追求美女的方式不同也有关系，纨绔子弟用的是金钱和权势。才子用的是诗作和才华，但从本质上看。他们都是在耍流氓。
林子轩觉得这是徐至摩的不成熟。
此人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没经受过挫折，加上有着诗人丰富的感情，才造就了这位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
徐至摩在家里守丧出不去，但又不甘寂寞，就广邀朋友，到他老家看潮。
每年的钱塘潮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而海宁的盐官镇是最佳的观潮地点，所以又叫做“海宁观潮”。
林子轩原本不想理会。
钱塘潮有什么好看的。他在后世每年都在电视上看过，还有飞机在空中航拍的镜头，比在现场看壮观多了。
而且，冯程程刚刚怀孕，虽然他帮不上什么忙，但在她身边总是好的。
不过徐至摩并不死心，他告诉林子轩，这次有不少人都去，包括胡拾和陶形知等人。可以说是一场文坛上的盛事。
胡拾此刻也不在北平，而是在杭州。
他从1922年底就请了长假，一直在杭州修养身体，有时候也会到上海参加文化活动。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胡拾在杭州过的很快乐，并称“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原因是他出轨了。和一名叫做曹诚映的女子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同居。
更有意思的是，1917年。胡拾和江东秀结婚那年，曹诚映是他们的伴娘。
胡拾是包办婚姻。江东秀的性格颇为泼辣，也就是俗称的妻管严，但胡拾有着一颗闷骚的心灵，在1923年到杭州的时候，遇到了当年的伴娘曹诚映。
他认为这是一次命中注定的相逢，于是大胆的采取了行动。
当时，曹诚映和她的丈夫胡冠应都在杭州求学，他们是以亲戚加小老乡的身份陪胡拾游西湖的，从亲戚的角度看，曹诚映是胡拾的表妹，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几日盘桓下来，胡拾与曹诚映情愫暗生，同游的胡冠应竟然一无所知。
而且，胡冠应还在胡拾的建议下，离开杭州，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化人的蔫坏了。
胡拾为了能够和曹诚映双宿双栖，直接把曹诚映的丈夫给劝走了，以胡拾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做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容易了。
于是，胡拾租下杭州南山烟霞洞的两间小房，与曹诚映过起了神仙眷侣的生活。
当然，对外宣称是曹诚映帮他料理家务，只是一个保姆。
在北平的江东秀给胡拾写信说：“佩声照应你们，我很放心，不过她的身体不很好，常到炉子边去做菜，天气太热了，怕她的身体受不了，我听了很不安，请你们另外请一厨子吧，免得大家劳苦。”
江东秀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辛苦，而是快活的不得了。
他们读书、下棋、讲故事、看月亮、观日出，**做的事情。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文化人在个人情操上大多都不怎么靠谱，不仅会流连风月场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沾花惹草。
这一次，徐至摩邀请的大多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学者和社会名流。
陶形知是著名教育家，他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赴全国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
他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朱京农。
他带来了《平民千字课》手稿，请时任印书馆编辑的朱京农再修改修改，希望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京农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如今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后来更是成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并在教育部任职。
此外还有陈衡浙，笔名莎菲，1914年考取清华留美学额后赴美，先后在美国沙瓦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史、西洋文学，分获学士、硕士学位。
192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西洋史，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她的丈夫任叔勇，1916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191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20年，到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林子轩知道这些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内拔尖的人物，而且大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他的校友。
他没办法推辞，只好答应下来。
1923年9月28日，徐至摩来到上海，和众人聚齐，一起前往杭州和胡拾会面。
然后，众人再去海宁观潮。
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一行人中多出了一个人来，此人是任叔勇邀请来的，叫做汪兆名。
他还有个笔名，叫做汪精为。
第一百八十三章逼我出绝招
看到汪精为，林子轩想起一首诗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是1910年3月，汪精为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事败后被捕，清朝法庭判汪精为“大逆不道，立即处斩”。
汪精为在狱中口占此诗，表明他革命的决心，一时为人传诵，他也因此成名。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二十年后竟然成了汉奸，卖国求荣。
林子轩不知道这二十年里汪精为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也没有兴趣知道，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
这是做人的底线。
此时的汪精为还是孙仲山身边的亲信，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在上海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和上海文化界的人来往颇多。
他本人出身书香门第，精通传统文化，富有才学，和人交谈的时候温文尔雅，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或者说极富个人魅力。
林子轩虽然想疏远汪精为，但汪精为对林子轩却非常热情。
汪精为了解林子轩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也知道林子轩和宋家的关系不错，甚至还得到过孙仲山的赞许。
当然，以他的身份没必要奉承林子轩，但想要结交的意图还是有的。
林子轩有出版社和广播电台，这都是极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就算是电影公司，也可以拍摄新闻纪录片。
和这位上海滩的传媒巨子打好关系对他的工作极为有利。
汪精为甚至谈起了前些天林子轩给日本灾区捐书的事情，盛赞林子轩的举动加深了中日民众之间的文化传承，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无论这些人心里怎么想，但当着林子轩的面，说的自然都是好话。
就这样，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坐火车朝着杭州而去，在杭州的斜桥下车，胡拾和曹诚映等人已经在斜桥等着了。
林子轩和胡拾还是第一次见面。
以往胡拾来上海的时候。两人总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错过了。
这和林子轩不怎么交际有关，胡拾的名气很大，到了上海总会受到一帮文化人的追捧，那不是林子轩喜欢的场合。
徐至摩之所以让林子轩过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促成林子轩和胡拾见面。
两位新文学的领军人物会面，风云际会，一定是一段文坛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