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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章士钊读后说：“仲甫，你谈个体权利与团体成立关系，言犹未尽。见你文章，有冲天怨气，似有一肚子话没地方说，不如痛痛快快写出来，和‘序’一块发表，免得心闷。”陈独秀一口答应了。
11月10日，《甲寅》1卷4号发表“《双杆记》序”（署名：独秀山民）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后文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从“人心者，情与智二者”出发，由中国人心较乱无情推出爱国心，无智推出自觉心，从而得出“二者”俱无，“国不必国”的不要国家的结论。陈独秀说：“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独秀是谁？”因为陈仲甫第一次用“独秀”笔名，不知情的人纷纷打听，义愤填膺地写信到《甲寅》杂志社，口诛笔伐。章士钊拿着十几封信对陈独秀笑着说：“扰祸啦！扰祸啦！”一个读者在信中说：“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面有怒容，说：“这样批驳，才是真狂徒呢！都像这种疾呼爱国而无半点自觉性的人，亡国只是迟早。”章士钊点头赞同：“仲甫一石击起千层浪，能引起海内义士深醒，功在今日，且你本意是恨其不争，以唤醒沉睡的国人，所谓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是也。”
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李大钊，对章士钊说：“仲甫的话，似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了。”章士钊沉吟了一会，说：“守常，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回头草弗啮也。有闲时，不妨也将你的话托出，从容讨论之，如何？”李大钊点头称是。
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陈独秀回国。陈独秀去年走后，丢在上海的高君曼及两个孩子的生活主要靠汪孟邹照顾。一次，汪孟邹给高君曼送来陈独秀编的《新体英文教科书》的一点稿费，发现高君曼病卧在床上，脸色苍白。汪孟邹抱起哭作一团的小鹤年，连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赶紧叫仲甫回来吧。”高君曼连咳了几声，喉咙里一股腥味，用手帕捂住嘴，是殷红的一口血，汪孟邹赶紧倒了一碗开水让高君曼喝下，说：“我回去就给仲甫写信，血都咯出来，还等什么。”
这次回国，对陈独秀来说，是他生涯的转折点。在海船上，他酝酿自己创办一份杂志，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
第四章 新青年（1915夏—1920。1）
若舟车之有两轮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隔日，陈独秀和汪孟邹谈到新办杂志事，汪孟邹说：“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发行任务，怕无力再接受新的任务。我有两位朋友，是弟兄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陈独秀说：“那就试试吧。”
第二天，汪孟邹带陈独秀到了群益书社。陈氏兄弟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发行工作。但提出每期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陈独秀说：“200元就200元吧。”
一日，陈独秀到搬到上海的《甲寅》编辑部闲坐。章士钊拿出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说：“你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守常这篇文章颇有见解，我打算用在《甲寅》一卷八号上。”李大钊说陈独秀“义中厌世之辞，嫌自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陈独秀频频点头：“近日我在筹办新杂志，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至于宿命论，肚子一填饱，早已丢到爪洼国去了。”
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陈独秀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时评政，非其旨也”。
《青年》杂志创刊号刊出后，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此翁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汪孟邹感到奇怪。“《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乡。”陈独秀边说边找出几本《青年》杂志，要汪孟邹寄给胡适：“代我向他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回到四马路惠福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给胡适去信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梭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种。”信中所说“炼”，即汪孟邹自称，“秋桐”指章士钊。
此后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第一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绩溪同乡汪孟邹几次来信，约他给《青年》杂志写稿。看了《青年》杂志上的陈君文章，胡适觉得这位安徽老乡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少和自己相通之处，可谓神交。今日冒出文学改良的新思想，也急需找到新的知音。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此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也”。
收到胡适信，陈独秀高兴地对汪孟邹说：“适之第一次来信，就提出改造新文学的意见，使人耳目一新。”汪孟邹也高兴，给胡适写信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春日载阳
1916年初春的一日，阳光明媚，东风送暖，东京郊外高田村一间简陋民房“月印精舍”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李大钊满怀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充满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文章结尾，李大钊纵笔放歌，发出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守常其文如其人啊！”接到李大钊寄来的《青春》，陈独秀一气读完，深深为李大钊浩然正气所触动。“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此时他才体会到章士钊评价李大钊的话恰如其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子沛、陈子寿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9月复刊吧，《青年杂志》到9月正好一周年。
夏历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陈独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挥扇，一手执笔，加紧编排更名后的《青年》杂志2卷1号，新杂志取名《新青年》。陈独秀对来访的汪孟邹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汪孟邹说：“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陈独秀点头说：“他们补习法语，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去年夏天，陈独秀带信到安庆，叫在全皖中学读书的延年带弟弟乔年到上海。这时，家中还有女儿玉莹及小儿子松年，生活来源主要靠昔凡留下来的一点店面、田产租金。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一起，后来延年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半工半读，弟兄俩便搬出来独居，自闯人生。
听到讲延年、乔年，高君曼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没有的事，延年、乔年人小志气高，现在学了法文，将来可去法国留学，是件好事，是件好事。”汪孟邹安慰高君曼说。
高君曼不忍心，几次在陈独秀面前嘀咕：“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再说，人家怎么说我呀？”陈独秀不耐烦地说：“让他们吃点苦，没有错。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
《新青年》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他决定和汪孟邹去北京集资招股。
8月21日，胡适翻看去年的1卷3号《青年》杂志，见陈独秀称赞谢无量长律为“希世之音”，称为“子云、相如而后，仅为斯篇”，觉得陈独秀也太夸张其词了。
陈独秀提出废除古典主义，而谢无量长律少说也有100处用古典套语。而且用得不当！不对！不工！不过押韵罢了，在长律中只能算得上下品。不要说子云、相如，就是元白柳刘，又哪里能比呢？他在给陈独秀的信里，谈到了最近思考的文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