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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插话说：“现在上海还处在危险时期。”罗亦农说：“不错，汪精卫来了以后，对蒋介石有缓和作用。前晚蒋介石已下动员令，汪来了后收回，但我们和蒋介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大会表示决不收藏枪械，决不缴械。3月31日，斯大林签署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给鲍罗廷发电报：“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决议回电中共中央：“暂不要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4月7日开会，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但他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合适。
在武汉的维经斯基不知道国际指示，给上海发电报：“如果蒋介石企图以武力解散上海政府，那么就应以武力对他进行反击。”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后来认为，上海工人失去武装，应归咎于这第二个指示。
4月10日，瞿秋白主持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在汉口的会议。张国焘、谭平山、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萧子、贺昌、沃罗夫斯基（黄平）、陈延年、罗易、多里奥、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等出席。蔡和森1925年10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次奉命回国参加中共“五大”。会议决定：1。通过罗易决议案；2。立即召回布哈罗夫（罗亦农）；3。将档案转移到汉口；4。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当天，陈延年动身去上海。延年知道，此时去上海凶多吉少，作了最坏的准备。两年前，廖仲恺被杀后，陈延年在广东区委大会上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这天，陈独秀抵达武汉。
4月12日，罗易给蒋介石拍电报：“我们建议您放弃计划在南京召开的实际上是分裂党的会议。不然，在此紧急关头分裂国民阵线的重大责任将由您承担。”就在这天子夜时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第二天，蒋介石趁程潜、林伯渠（六军军委秘书长）不在南京之机，将六军骗上火车，然后予以解散。第六军军长程潜未能及时执行逮捕蒋的命令，因为指示不明确，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送逮捕令的交通员晚到南京一周。
在今后发展方向上，罗易主张保卫基地，陈独秀说：“革命不能等死。”罗易说：“但是没有人要让革命自取灭亡。当我说必须保卫基地时，我所指的不仅是武汉或湖北，而是包括东南各省。”4月15日早晨，陈独秀说“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在革命只有初步发展的那些省里，不可能巩固左翼政权，如果不扩大革命，我们就不能生存。”罗易认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分歧：是深入革命还是扩大革命。罗易说：“我们必须发展工农力量——这是确保革命前途的惟一措施。立即进攻北方意味着逃避这项必要的工作。”
4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开会讨论是否北伐问题。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赞成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仍然主张南伐；瞿秋白主张经过南京北伐；蔡和森提出了4个条件的北伐纲领……张国焘笑着说：“照你这四条件，等于打消北伐，国民党怎能接受？还是赞成咱们南伐吧。”经过争论，请瞿秋白起草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同一天，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指责了《汪陈联合宣言》说：“如果武汉政府仍继续和谈空气，则各方面损失更大。”陈延年也说：“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尚未牢固前打击蒋介石，才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会后周恩来起草电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敦促中央出师东南讨蒋。
4月18日，陈延年在上海第二次特委会上说：“不能简单的希望武汉来，而是上海也要自己有工作。”这天，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下达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3人。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撤销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将他开除出党，并下令逮捕他的决定。
蒋介石到南京后，邵力子将斯大林送蒋的照片退还。斯大林曾笑着对邵力子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解除了工人自卫队的武装，我却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工人会怎么看他，工人们会怎么看我。”此外，邵力子归还了李可夫、伏罗希洛夫送蒋介石的照片。
北上与东进（2）
4月18日这天，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在汉口开会，讨论继续北伐问题。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两周前决定占领南京，前天，中共中央作相应的不主张北伐的决定，北上本应于这一天开始，不料这一天早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突然取消了这个计划，而主张向东推进，去消灭蒋介石的力量。对陈独秀未向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就同意改变计划，罗易表示不满。陈独秀则抱怨道：“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它东征，是很难的。”
翌日，东征失败消息传来，于是仍然回复到老鲍原来的主张，立即由京汉铁路出发北伐。4月20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陈独秀说：“我和汪精卫、谭延辏腹啊壹蛞奶傅焦膊澄侍狻９膊澈凸竦骋残肀舜嘶共还涣私猓艟阑卮鹚怠膊巢荒艿狈炊缘场Ｈ魏挝侍舛家竦程致郏欢ㄔ谡呱洗锍赏耆恢隆詈筇致哿烁啦於臃⑽淦鞯奈侍狻Ｌ费雨＇认为，应该给纠察队发武器。工会开口就要1000条枪，但未必能给这么多。我们已经给了他们100条枪。将逐步多发一些。我要求他们要很小心，只发给可靠的工人……他们会向帝国主义开枪，可能也会向汪精卫开枪。”这天，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说：“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应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将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到莫斯科。”
4月26日，晴天。早餐后，国民党军委秘书长林伯渠约谭平山去陈独秀寓所谈话。
林伯渠说：“下午去长沙，来打个招呼。”陈独秀到武汉后，林伯渠一直没有机会和陈单独谈。林伯渠下午渡江，打算两三天就回。“湖南农民运动有过火地方，昨天我们决定请夏曦回湖南取缔过火行动，你去长沙看看也好。”陈独秀说完，和谭平山去参加土地委员会会议。
中共“五大”（1）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汪精卫赶来致了贺词后，为了防止意外，会场迁往汉口市郊黄陂会馆。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下午2时，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警察厅看守所被绞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琛、古应芳杀害。
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主席台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大家起立唱《国际歌》，有人发现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4月29日，陈独秀作工作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他谈农民问题话很少，最后提到：“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
两年……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这个政治报告的大纲是罗易规定的，所以提到西北学说。
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说：“糟糕。”罗亦农绰号“大口”，他刚刚赶到武汉。羊牧之走到低头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瞿秋白身边，轻声说，“叶挺问中央讨论过没有？”瞿秋白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说，“要相信中央”。羊牧之点点头，走到一边去了。叶挺的话，唤起了瞿秋白的回忆。陈独秀的报告，在“五大”预备会上讨论过，而且发生了争论。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这些情况，瞿秋白当然不好告诉羊牧之。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代表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辩论。
辩论进行了4天。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