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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连长出示了营长的命令。问营长时，他说奉蒋介石命令行事，但没有蒋介石手令。李之龙向蒋介石要手令，蒋介石也说他没有下达过任何命令。并强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制造了“三·二○”事件。下午4时，该连把枪还给警卫，然后撤走。蒋介石同时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员。
下午6时，布勃诺夫让拉兹贡去同蒋介石谈判。蒋沮丧地说，他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处分。过了两小时，布勃诺夫和拉兹贡一起去见蒋，蒋说他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他行刺。此外，他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的信，要他在3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他（信无疑是伪造的）。蒋介石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他把罪责推到团长的错误行动上，说他给第五团团长的手令中命令对东山严加“监视”。
第二天晚上，陈延年、毛泽东、张太雷和苏联军事参谋团讨论对策。毛泽东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下台。估计当时可以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七军以及一军中广大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陈延年和张太雷等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季山嘉及布勃洛夫不同意还击，认为需要蒋介石北伐，而肇庆地方财力要支付叶挺一个独立团的费用也不够，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成的武装警察，就可以对付独立团。斯切藩切夫说：“和蒋介石妥协，蒋会得到比现在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我们就可以争取和利用他。”两种意见彻夜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决定派胡公冕去上海，向陈独秀等汇报。
3月23日，见苏联人对蒋让步，汪精卫写了“因头晕，请给假治疗”请假条，突然隐匿，传闻住医院，但各处不能寻获。蒋介石见状，写报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但在叙述事情原因时，又说：“此事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蒋兵权在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议：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
汪精卫坚持去法国看病，大会虽经挽留，也只好同意。次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此事只牵涉李之龙个人，不牵涉到团体。黄埔军校学生们公开问他，我们的政委汪精卫在哪里。黄埔军校的一位学生给蒋介石写一封公开信：“你总是说，你领导着党。但我怀疑，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党。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在南京的一名共青团员告诉我，共产党人有纪律、有平等。他们的中央作出决定，陈独秀应与妻子离婚，因为她妨碍工作，于是，他就离了婚。”这封信发表在《黄埔潮》上。
布勃洛夫认为，此次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小规模政变”。3月27日，苏联“观察团”返苏至汕头时，布勃洛夫给在外地的鲍罗廷写信说，共产党“目前必须把在军队的力量转移到其他领域（党内教育、国家机关等领域）”，到上海后，布勃洛夫对《向导》记者说：“广州20日事变，黄埔军队短时间包围罢工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50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
月底，国民党老右派张继、居正、谢持、覃振等人在上海开伪国民党“二大”，幸灾乐祸地说，“三·二○”事件是共产党“起反动于本党之政策发源地”，造成广州已经清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茅盾问陈延年：“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说，“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所有的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聘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交涉。”
4月2日，张国焘赶到广州。在文明路的广州区委会议室，张国焘向陈延年等人说：“独秀同志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陈延年生气地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不错，蒋介石有军队，可是我们有群众，不怕他，任他怎样跳，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毛泽东对延年批评陈独秀印象极深，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三·二○”事件（2）
陈独秀根据布勃洛夫谈话要点，4月3日写《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4月13日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中，陈独秀说：“蒋君的责任是在不把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蒋介石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演讲说：“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持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
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了解“三·二○”事件后，于4月24日给陈独秀写信说：“从3个月前离开中国时起，我们没有从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对我们来说惟一的新闻是关于您被捕的报道，好在后来这则报道是不确凿的，因为有人电告我们，您病了，但现在已康复并又开始工作了。”他提醒陈独秀，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
整理党务案（1）
1926年4月下旬，彭述之奉陈独秀之命到广州主持广州特委工作，贯彻中央关于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政策。蒋介石准备在此次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国民党中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以及共产党发给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始能发出等。
彭述之来了后，在广东区委机关主持广州特委会。特委成员有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刚从苏联回来的鲍罗廷也出席会议。这是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三层楼的房子，朝街的8扇窗户十分高大。
彭述之说：“独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会议，提出对抗、孤立蒋介石的政策。”“你是否主张即刻退出国民党？”鲍罗廷严肃的问。苏联共产党在听取布勃洛夫汇报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决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我们应当立即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不知道发生在莫斯科的高层斗争。鲍罗廷缓和了一下口气：“广州有可能发生右派政变，此时应该支持蒋介石的革命独裁。”鲍罗廷坚持对蒋介石让步，与最近他个人和蒋介石达成三点协议有关：鲍罗廷同意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支持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彭述之因为和鲍罗廷闹僵，连香烟钱也没有。鲍罗廷不给他零花钱。
会上争论激烈，会议一连开了7天，没有统一思想。最后，张国焘提出用签字表态，并带头签名同意。毛泽东没有签字。周恩来也认为这不光明磊落。事后，陈延年请张太雷起草区委《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提出“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
5月14日下午8点，根据鲍罗廷意见，谭平山和张国焘到蒋介石处，通报了共产党让步政策，蒋介石喜出望外，陪他们去看张静江。张静江高兴地说：“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但蒋介石的日记中说：“谭平山、张国焘亦来絮聒，公心盛难熬。因叹曰：‘党国存亡生死之际，其痛苦盖有如此者。’”
第二天，“整理党务案”被大会通过。表决时，毛泽东没有举手。邓颖超记得，何香凝、柳亚子也没有举手。根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5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议批准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3同志辞职。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改为顾孟余担任；谭平山的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担任，此外，吴玉章的秘书长一职改为叶楚怆担任。林伯渠便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会后，蒋介石象征性地兑现对鲍罗廷的允诺：逮捕吴铁城入狱，建议孙科去俄国，答应内务秘书古应芬保留原职到李济深部任职。鲍罗廷兴奋的给加拉罕写信说：“对右派打击已成事实。”鲍罗廷天真地认为，这次会议缩小了共产党的权力，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大多数左派不知道5月30日对右派做了什么准备，自然抵制对中派的一切任命。我不想对他们作出详细说明，怕他们泄露天机。”
蒋介石趁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垄断了国民党党、政、军、财大权。
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后，陈独秀于6月4日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同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针对广大党员对蒋氏的愤怒情绪，陈独秀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8个字政策。在驳斥了蒋介石的一些观点后，陈独秀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