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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同情地问。“到南京是为了省一点生活费。在上海，我还有百十来元生活费；到南京，他只寄给我50元，太少了。这不是明明要逼我上死路吗？”高君曼说着，眼泪已流了下来。汪孟邹问：“在南京住哪里？”“哪有什么好地方住，就一间草屋，几件破家具，和叫化一样。”说着，高君曼揩了一把泪。
哪有帝国主义（2）
12月初，陈独秀和胡适二人在亚东图书馆谈到烧北京《晨报》馆的事，争了起来。“仲甫，这次火烧《晨报》，也符合你的争自由主张吗？”胡适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反问他。“你以为该烧？”胡适睁圆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他有些震怒地说，“仲甫，以前你脑子里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东西，这样下去，这个社会怕要变得更残忍更惨酷了。”“适之，你也该吸取教训了。你说我们讲三民主义是名词运动，劝学生有秩序的运动，今天又叫我容忍。正因为社会残酷了，才逼出我们不容忍。章行严以乱罪抓共产党容忍了么？五卅运动他们容忍了么？把我关进大牢，他们容忍了么？”陈独秀提高了声音。
回到北京，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说：记得1919年你被拘时，署名营救的有桐城派马通伯与姚叔节。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是多么高兴啊。时至今日，不过六七年，情况发生了大变化，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胡适还讽刺说：“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这“同党少年”包括瞿秋白。
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刊物《革命》月刊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要任广州国民党中宣部代行部长职务的毛泽东写道：“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将这篇无意中与维经斯基指责东方部忘记了农民是一致的文章，给《向导》发表时，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容易混乱我们同志的思想，也会引起国民党的误解。10多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
失踪（1）
1925年12月中旬，张国焘绕道香港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关照张国焘多做些说服代表的工作。 瞿秋白因肺病加重，咯血，没有出席。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的代表开会，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聂荣臻、萧楚女、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人。张国焘宣读了陈独秀的信，其中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因此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
陈延年说：“信上居然点名要把戴季陶、孙科这样的右派人物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不是妥协退让吗？”陈独秀的意见和广东区委意见差距很大。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占了绝大多数，右派仅45人，这是孤立右派的极好机会。见许多人支持陈延年的意见，张国焘说：“这是中央局根据形势分析做出的必要的策略，现在不能修改，而是要执行。”为了说服会议代表，张国焘亮出底牌，披露了陈独秀等人最近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与孙科、叶楚怆、邵元冲达成的协议：共产党不包办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会场上出现了一阵不满的声音：“这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应该根据广东真实情况修改决定。”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联合国民党左派势力，没有完全执行张国焘、陈独秀等人的退让政策。在他们的努力下，会议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给林森书面警告，戴季陶反省检查。由于陈独秀的中央局的退让政策，大会选举的36名中央委员中，仅7人是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吴玉章、李大钊、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代表不满选举结果，张国焘匆匆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张国焘急忙去环龙路铭德里2号，发现陈家大门上了锁。连问了几个邻居，都说已有几日没有看到陈先生了。张国焘去中央秘书处碰到了秘书任作民。任作民说：“陈先生说要有几天不来办公。”张国焘问：“有多少天了？”任作民说：“时间不长。”
过了几天，还是不见陈独秀。“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得这样下场。”张国焘的声音有些呜咽了。张作霖与吴佩孚打败冯玉祥部后，准备直接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并挑拨国共两党关系。上海反动势力也十分嚣张，12月中旬杀害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并全力搜索中共中央机关。
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张国焘怀疑反动派将老头子秘密处死了。
任作民去亚东图书馆问汪孟邹，汪说：“朱蕴山、薛卓汉从广州来，仲甫还来坐了一会。这一段仲甫情绪不好。前一阵子，仲甫和太太闹得很凶，已提出离婚，我劝了几回，才答应不离，陈太太已和两个孩子回南京过去了。”“会不会一同去了南京？”“我看不会，他们闹得很凶，上次汇250元到南京，都叫我帮他汇。
高君曼拿报上别人骂他的话骂陈独秀，仲甫很生气，两人感情怕真是没有了。”
任作民说：“说得也对，仲甫去南京也会和我们说一声吧。” 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商量，此事非同小可，也有可能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任作民便在《民国日报》刊出“寻人启事”。因为陈独秀失踪，中央决定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瞿秋白、谭平山、任弼时等人出席。任弼时当时已买好船票，准备离沪回家过年，这时接到要他去北京开会的通知。陈延年在广州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老头子写文章了？
会议开始后，即收到陈独秀由上海来电，说：“已经能扶病视事。”陈独秀失踪之谜才算解开，大家松了一口气。原来，陈独秀这期间生病，身旁有一个女护士施芝英服侍。高君曼去南京后，陈独秀不奈寂寞，和安徽人、25岁的施芝英同居了。他不愿意别人知道此事，对任作民说近几天不到办公处来。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得的是伤寒病，加上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成天陪伴着，也没有想许多。任作民“寻人启事”出来后，陈独秀知道不妙，赶紧露面，与任作民联系。
任作民见陈独秀来了，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递了一张《醒狮周报》、一张《民国日报》给陈独秀看，说：“你再不出来，我们都打算替你开追悼会了。”陈独秀拿了几样文件和书信，用纸包起来夹在胳膊下面，临走将自己的新地址告诉了任作民，说：“这个地址就告诉你一个人，有事你去通知我。”
2月底，瞿秋白等人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会议情况。2月会议上，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此外，会议提出将党中央迁出上海，但往哪里迁，意见不一致，多数人主张迁往北京，也有主张移往广州。最后决定议而不决，请陈独秀最后确定。陈独秀说：“我认为中央放在上海比放在北京、广州有利。上海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区，上海的通信联络设备也占优势。”陈独秀与施女士往来，瞿秋白已有耳闻。此时见陈独秀不愿离开上海，可能还包含一些不好明说的因素，不好多说。
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化名伊万洛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上海。布勃洛夫到陈独秀寓所，见陈居室简陋，说：“我在国内听说陈先生家很富有？”陈独秀笑着说：“我的叔父曾经很有钱，但那不是我的钱。我的财富便是这些书。”
失踪（2）
不久，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广州发生了“三·二○”事件，证明了陈独秀将中央局留在上海是对的。
第七章 大革命的失败（1926。3…1927。7）
“三·二○”事件（1）
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事件。日军轰击与奉系军阀交战的冯玉祥军队，炸死炸伤十余位国民军。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美、英、法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出大沽口中国驻军等无理要求。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北京5000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47人，重伤200多人。乔年在铁狮子胡同与段祺瑞军队拼搏时，被敌人刺刀刺中前胸，几乎接近心脏。“三·一八”惨案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提出民众团结起来，武装和革命。
打败了陈炯明之后，广州外圈形势稳定，蒋介石正窥视机会，为扫除争夺最高权力的障碍摩拳擦掌。去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后，蒋介石的主要权力障碍是胡汉民、许崇智和汪精卫，许崇智、胡汉民因涉嫌廖案，不战自溃。接下来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和汪精卫。
3月18日，蒋介石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军舰开到黄埔候用。中山舰抵达黄埔后，蒋介石否认自己有这个命令，诬蔑中山舰擅自闯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将蒋校长劫往海参崴。3月20日凌晨3时，蒋下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了由苏联组建的原装甲部队的武装，调动第五团一个连包围了东山（顾问团总部和俄国顾问驻地），缴了警卫的械。不许任何人进城。连长出示了营长的命令。问营长时，他说奉蒋介石命令行事，但没有蒋介石手令。李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