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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人。
12月26日，从南方到上海的鲍罗廷和瞿秋白谈话。今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任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并责成鲍罗廷“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0月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鲍罗廷个子不高，上唇留有和斯大林一样的浓髭。他问：“你们得到了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吗？”瞿秋白说：“是的。”“在委员会里把这些文件搞清楚了？”“没有。”“在地区组织中呢？”“也没有。”“也就是说，那儿没有讨论，为什么？”瞿秋白说：“因为我们只有一份。打算明天或后天召开我们党的地方会议来讨论章程、纲领等等。”
鲍罗廷换了一个问题：“我不在时出版了党的什么期刊了吗？”“昨天出版了48期周报（《向导》）。那里既有国民党的纲领，又有国民党的宣言，还有社论，只是我还没有看。”瞿秋白说。“不管怎么说，有关于改组的社论吗？”鲍罗廷问。“我只看了标题。”瞿秋白答。“您不知道社论的内容吗？”鲍罗廷继续问。“不知道，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张报纸。”瞿秋白说。鲍罗廷惊讶地问：“你们的报纸在这里公开出售吗？”“是的，半公开。”
鲍罗廷说：“关于国民党改组的事，中央向上海以外各党组织发出了什么指示，或什么通知、通告没有？在北京，什么也没有收到，甚至连宣言和纲领他们都没有。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昨天，陈独秀签署了中共中央13号通告，要求各地推荐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谈到访问苏联的蒋介石，鲍罗廷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瞿秋白：“昨天早晨。但我未见到他，陈独秀也未见到他。我只见到了沈玄庐，他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鲍罗廷问：“沈是正面人物吗？”“是的。我昨天第一次见到他。他对苏联很满意，他第一次去那里……沈说，虽然蒋还不很满意，但他对苏联似乎没有不好的看法。”
鲍罗廷说：“现在有必要让沈和张太雷给孙写个报告。如果沈能正确说明王和蒋介石将军一派的性质，那就不能只让他们向孙报告赴苏的使命，一定要有第二个报告。”瞿秋白说：“我将向陈独秀同志说这件事。”
1924年元旦，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的党团联席会，讨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鲍罗廷说：“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缺乏密切的联系，这当然是不应该的。”鲍罗廷喜欢独断行事，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本人现在什么也没有做，事先未同党中央商量……理论让位于实际工作。希望是有的。”
陈独秀说，中共“三大”谈到帮助国民党的发展，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是因为党内有分歧，国民党本身没有前进的动力。陈独秀提到，中央曾发给地方呼吁书，呼吁同老的国民党党员（官僚）作坚决的斗争。11月底，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写了一封“请愿书”，批评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说：“陈独秀本为陈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识其别有怀抱，党员决疑者久矣……陈独秀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其大前提，则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反驳了邓泽如等人，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
国民党“一大”（2）
国民党“一大”会议结束前作“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等4项决议。陈独秀是孙中山指定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以“我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为由，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的23位代表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云集广州后，鲍罗廷召集代表们开会，统一代表思想。根据陈独秀提议，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人组织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大会期间，列宁逝世。广州的市政府大楼、轮船、孙中山的大本营、河边都降了半旗。只有外国的沙面租界没有下半旗。
大会分3派，左右派人数差不多，各三、四十人。右派是南方的商人，给孙中山以财政支持，是孙中山的朋友。中间派的80～100人（共160名代表）。孙中山本人开始是中派，后来逐渐的左倾。会议代表形形色色，有的希望搞清国内局势，更好的工作；有的则是想攫取党内肥缺。根据1924年元旦会议精神，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选举时，只选举孙逸仙，而不选举其他人，不给国民党右派口实。结果，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于树德等10名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占三分之一。林伯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被孙中山指定为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孙中山很满意这次大会，认为是历史性的事件。
张国焘叛变（1）
1924年正月里，陈独秀到亚东坐，汪孟邹拿出适之的信说，“适之来信了。”1月中旬，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仲甫常与我谈，云有数讯寄兄均未得复，望吾兄即复他一讯如何。”原来，胡适去年夏天在西湖和曹声同居后，这时正和江冬秀闹离婚，所以无心他事。见胡适正陷入烦恼之中，陈独秀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回到家中，陈独秀写信劝胡适不要烦恼，他用“顽钝不理”4个字送给胡适。临了，陈独秀又提到帮蔡和森到商务催稿事。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共合作面临着左派和右派的冲突。鲍罗廷在关于国民党大会的札记和报告中写道：“这些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2月下旬，陈独秀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主持召开了三届二次中央执委会会议。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和胡汉民、叶楚怆、汪精卫共事。根据陈独秀的报告，大会做《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提出，“对他们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欲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本月16日，4位老国民党员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禺、蔡元培被送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裁决。他们被控在党内组织小集团。这4个人不敢公开承认反对孙中山的新政策，所以矢口否认。由于孙中山和中央委员会庇护了左派，这次右派进攻被粉碎了。但大会以外，右派打算成立新的国民党。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陈独秀等声望大增。3月4日，北京大学25年纪念日进行民意测验，国内大人物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
5月上旬，陈独秀和张国焘去看望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
维经斯基来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举行扩大会议。25位同志出席了会议，其中50％是工人。关于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会议强调了职工运动，提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5月21日，京师警察厅在腊库胡同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上海《申报》5月28日刊出张国焘在被捕后，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的消息。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抗议运动，在《向导》周报发表抗议文章，并策动众议员李国珍等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开释张国焘。陈独秀本人也多次化名“实庵”给张国焘去信。
在狱中，杨子烈向敌人讨饶说：“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张国焘经不住拷打，叛变后交出北京共产党负责人和骨干名单：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范鸿颉、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同时交出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工人项德隆、李震瀛等71人名单。张国焘叛变后，北京风云突变。李大钊被迫避往昌黎五峰山，孙云鹏、范体仁等40多人被捕、通缉、开除。
不久，北洋军阀下海捕文书，被通缉的人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陈独秀不知道张国焘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
第三国际执委会3月30日决定，中国共产党派4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6月17日—7月8日），确定中国共产党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罗章龙）、琴华（李大钊）、刘齐佳（女）和彭述之。考虑李大钊安全，陈独秀决定请李大钊作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去苏联出席会议，另外3名代表是彭泽湘、卜士奇和刘清扬（女）。
6月14日，党、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规定超龄团员，在3个月内加入中国共产党。4天后，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所谓“弹劾案”，接着又发表《“护党”宣言》。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
事后，汪精卫对陈独秀说：“共产党以个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