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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身体不好，没有接见各国代表。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会议日程安排得很长，中国代表分在“关于东方问题”提纲组讨论，由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牵头。拉狄克1885年生，曾在德国被捕，1920年放出。他发言说：“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样子。”最后说：“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拉狄克的印象，来自马林和利金等人报告。利金在5月20日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有“小组宗派性”，“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
拉狄克和陈独秀等人谈话，像是一位外聘的洋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他看着刘仁静说：“从你的报告上，看不出你们的议事日程上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苏维埃共和国。”陈独秀说：“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已有了实际的步骤，但主要是在报刊宣传上与其他流派作斗争。我们工作还不够，还没有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拉狄克对陈独秀虚心地听他的长篇说教和严肃批评十分满意。他和其他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一样，赞同陈独秀为共产国际执委。
12月初，共产国际作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加入国民党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会议空闲，瞿秋白陪陈独秀、刘仁静去看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同学。东方大学在莫斯科市区特维斯卡娅大街15号，是一幢5层楼的楼房，街对面是《真理报》社。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曹靖华、韦素园都在这里学习。他们和瞿秋白是学生和老师关系，瞿秋白俄文好，任他们政治理论课的翻译。任弼时等人是从上海大学来的，和陈独秀是熟人，大家见C。P总书记来了，都很高兴。
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是斯大林，陈独秀等人到莫斯科，学校额外给学员增发半磅大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晚上，中国学生将增发的食品凑在一起，招待陈独秀和中国代表团其他人。陈独秀问罗亦农：“平常有猪肉、大米吗？”罗亦农说，“没有，偶尔发一点白面包，现在苏联经济很困难。”当时东方大学每天发给学员黑面包一磅半，菜很少，主菜单是土豆，中饭晚饭每人分一勺子土豆汤，有时是海藻、咸鱼熬的汤。陈独秀点点头。
12月7日，陈独秀到东方大学召集党员开会，瞿秋白、卜士奇、罗亦农、李人俊4人参加了会议，同意将任弼时、王一飞和彭述之三人转为正式党员。从东方大学回来，陈独秀给蒋梦麟和胡适写信说“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他希望胡适改变政治倾向，由北方转向南方。上月中旬，胡适写《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时，将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4人列为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的人，把孙文、段祺瑞、吴佩孚3人列为近20年政治上有很大努力的人。鲁迅对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也有一种不忘的印象。4天前，鲁迅写“《呐喊》自序”，提到“金心异”（钱玄同）受陈独秀之托，来催他写小说的情景。
莫斯科之行（2）
会议期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萧三见到了陈独秀。他向陈独秀介绍了大陈（陈延年）、小陈（陈乔年）夏天参加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情况。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大陈办《少年》，后改任宣传部长。陈乔年白天工作9小时，晚上油印到深夜一二点才睡觉。和萧三谈话后，陈独秀给赵世炎写信，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青年团中央尽快联系，解决归属，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立即致函陈独秀等人，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听说赵世炎等在法国北方一个清理场做苦工，陈独秀和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商量，决定抽调旅欧一部分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出面和苏联政府交涉，解决他们的入境手续。
根据陈独秀的要求，12月，萨法罗夫起草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一年支出为12000金卢布，平均一月1000卢布，其中包括支持《向导》周报的210卢布和印刷传单、宣传员以及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开支等。
开会期间，陈独秀发现瞿秋白是个领导人才，请他和自己一起回国，参加筹办《新青年》季刊和协助身体不大好的蔡和森编辑《向导》。辞行时，拉狄克希望陈独秀再等几天，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提交执委会通过后再回中国。陈独秀说：“我就不等了，《决议》内容我已参加了意见。”陈独秀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时，马林就写报告给莫斯科：“陈独秀必须尽快返回……目前与国民党的接触越发困难了。”
火车风驰电掣般由西向东疾驰，沿途是冰天雪地中的农舍，光秃秃的白桦树林，无边无际的田野。火车上，瞿秋白很兴奋，竟不顾医生劝告抽起香烟，他毕竟离开祖国有两年了。陈独秀也很高兴，说：“这次来莫斯科，是划得来的。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比以前清楚多了……”
第六章 全力支持国民党（1923。1…1926。3）
“二七”惨案（1）
陈独秀离开后，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布哈林、加里宁、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等出席会议，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
越飞两年未能取得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没有解决蒙古地位问题、俄国在蒙古的撤军以及中东路等问题，促使共产国际做出上述决议。眼下，孙中山已占领福建，正向广州挺进，整个南方指日可待。由于张作霖和孙中山联手，这样，孙中山就已经掌握了除河南（吴佩孚）和北京地区（曹锟）之外的全部中国了。此外，孙中山正在改变国民党本质，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孙本人也在改变自己过去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做法。于是，越飞提出“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的政策。
隔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马林说：“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考虑到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意见，马林说：“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条件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他不否定这是“革命的机会主义”。
在马林发言后，维经斯基发言反驳了他。许勒尔主张采纳维经斯基修改意见的草案，说：“共产党不仅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她也应该是真正中央的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在听到关于我们党的中国史宣传鼓动方式后，我觉得这个意见不是多余的。应该消除这种误解，即认为党应该只是国民党组织的一个支部，应该明确，她实质上应该成为中央的组织。”
许勒尔说：“工会运动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那里我们已经有50万工会会员。”马林说：“不切实际的数字！”维经斯基说：“25万。”
许勒尔说：“是啊，毕竟有25万，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留在那里，这在原则上也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到自己原有的共产党，因此应该善于利用各种资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矛盾。”
主持会议的布哈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至于说到一些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维经斯基的意见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我们的任务，我只想对维经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见作点补充，对于我们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要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成立工人政党。”
马林对布哈林说：“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您在这里说：‘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我要说，‘他们应该’，要知道，同中国同志说话应该用明确的语言。”马林在西湖会议上和陈独秀等人争论，有切身体会。布哈林说：“这样的问题要由任命的两人委员会来解决。”这样，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避免同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越飞1月下旬和孙中山见面后，写信提出莫斯科向孙逸仙立即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贷款，在一两年内给孙逸仙的10万军队供应武器和一定数量的军官等建议。对于越飞的建议，托洛茨基2月6日给加米涅夫写信，请他“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月13日，陈独秀和瞿秋白抵达北京。这时，中央局已迁到北京。陈独秀向李大钊等人传达了国际会议的情况及《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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