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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说：“我们与国民党搞联合，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搞联合了吗？小资产阶级有很多消极性。”达林不同意张国焘的话：“我昨天见了孙先生……我提到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孙中山不同意这样做。尽管这样，我认为共产党还要支持孙中山，孙先生是实干派。”
陈独秀说：“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我提个建议，暂时不形成决定，等我们再观察一下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再说。我个人同意结成统一战线，但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主张党外的联合。”达林说：“我赞成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上，先不急着决定，但对陈先生党外联合的主张，我保留个人的意见。”回到寓所，陈独秀提笔给维经斯基写信，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到苏联汇报工作。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2）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节由来与意义》演讲，次日，孙中山接见了大会代表，并作了简短的讲话。
会议期间，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在陈公博、陈秋霖和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陪伴下，去了一趟惠州。他们先乘火车到石龙，然后连夜乘船到惠州。在到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见陈炯明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了一张张军事地图，陈独秀说：“司令军务在身，我们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广州。”回到广州，陈独秀和林伯渠说，“陈炯明难以与孙先生弥合，粤军警备森严，久之怕有兵变。”林伯渠点头，忧虑地说，“孙总统也有此担心，已成心腹之患。”
5月下旬，陈独秀回上海后改组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当选。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改组前提出了辞呈。陈望道、李汉俊提出辞呈后，部分青年指责他们是投机革命。陈望道想，不与陈独秀发生关系，照样可以干革命，干脆提出了退党的要求。这时，胡适等人提出“好政府主义”。胡适认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要有“好政府”，好政府至少能监督不法官吏，为社会谋福利，容纳个人自由。李大钊、梁漱溟、蔡元培、高一涵等16人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事后，李大钊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６月15日，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好政府主义”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主张”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陈独秀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考虑到李大钊已经签名，陈独秀请张国焘去北京，和李大钊交换意见。
次日凌晨，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推迟了共产国际将中央局移到南方的计划。5月，华工全权代表利金提议将中央局的重心移到广州，得到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的肯定。
第三次被捕
陈炯明兵变后，张继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表示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陈独秀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惟一的乱源。”其后中央做出决定，开除谭植棠党籍，对陈公博处以严重警告，撤销谭平山广东支部书记职务。
1922年夏日的一天，朱德拜访陈独秀。“我在北京没有见到共产党的负责人，来上海见你，想加入共产党。”他说。陈独秀望着这位出身华西军阀、远道而来的将军，说：“朱将军，从你个人经历看，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因为加入共产党要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听了陈独秀的话，朱德遗憾地离去。军阀的大门，他不愿意进，共产党的大门又不愿意开，惟一的路只有走出国门了。
７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都路一间房子里召开“二大”。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商议，代表不经各地支部推荐，而以从莫斯科回国的人是哪一省的就作为哪一省的代表。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烬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会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宣言》起草委员会。
大会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的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张国焘在“二大”前进行小组织活动，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小组会讨论时，张国焘一言不发。到大会上李达介绍本组讨论情况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批评。李达质问他：“昨天在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意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
张国焘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蔡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８月９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将陈独秀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上午11点，他们将陈独秀及抄查的书籍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记讯问笔录时，他们量了陈独秀的个子：1米63。陈独秀比高君曼高0。5米，高君曼身高1米58。
法公堂预审时，法国探长说：“我们接到探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现已查出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博勒律师说：“巡捕房称陈独秀私藏违禁书籍和过激书刊，我们尚未研究，请法官延期审讯。”法官宣布陈独秀仍拘留在押，7天后复审。
8月13日夜里，李大钊打电话给胡适说：“听说前天独秀案开庭，公堂不准交保。”胡适刚收到汪孟邹快信，说：“我知道了，法捕房搜出许多证据了……不知是些什么证据。”隔日，《晨报》刊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等十个团体《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探长西德纳见报纸骂法国人横暴，讲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说：“这恐怕对陈独秀更加不利。”
收到汪孟邹来信后，胡适8月16日给顾少川写信，说法国人近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胡适说：“我并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给顾少川写过信，胡适请蔡元培和法使约谈一次。
次日，陈独秀在拘押所翻着闲书，看押的狱卒悄悄告诉陈独秀《时事新报》上的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
8月18日，继续法庭辩论。博勒律师说：“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法副领事拿着一张条子问：“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0000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这次被捕，陈独秀最恼恨的是他家那张收广东政府40000元收条事。这张收条因广州战乱，写好后没有寄出，也没有毁掉，因为是很平常的公务，陈独秀不当一回事。没有想到法国巡捕房横插一杠子，闹得他与陈炯明关系不干不净。
傍晚，汪孟邹来坐，说：“《独秀文存》编好了，你自己写个自序吧？”去年，汪孟邹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以后劝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陈独秀觉得胡适是教授，专门著书立说的，自己的东西虽说不少，却没有文学价值，也没有著书传世的价值。汪原放认为，仲叔的文集谈的多是民主与科学话题多，同样有印行的价值。陈独秀也赞成出版了。
陈独秀出狱这天，外交总长顾少川的秘书打电话告诉胡适，陈独秀已经放了。放下电话，胡适给顾少川写了一封感谢信。
西湖会议（1）
1922年8月中旬，马林返回中国。7月底，他带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名义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命令和共产国际7月30日作出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等文件起程。前者要求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后者指出，“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而共产党小组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维经斯基在给陈独秀私人信里说：“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他指示共产党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马林到上海后，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到陈独秀可能被法租界监视，加上马林出入不方便，会议决定在杭州西湖开。
8月2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位新中央执委及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聚集到杭州西湖。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