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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问他：“怎么样？”陈独秀头也不抬，只是笑。问急了，答道：“说不上来。”母亲笑了，说不上来就是同意啊。
江南乡试
1897年７月，陈独秀、庆元，庆元的先生、同学及先生的几位弟兄一行数人，雇了一只民船，到南京参加８月份的。船行数日，到了南京。甲午战争之后的南京，满目疮痍，一片衰败。陈独秀原想到了六朝故都，开开眼界，结果大失所望。
一行人沿着街铺走，问了几家客店，都住满了江苏、安徽来的考生。别的省是一省考，只有安徽、江苏是两省在一起考，江南乡试期间，南京有10000多考生。一处很破烂的客店，周围泥泞不堪，只见一位穿着很漂亮的年轻女子，单衣薄纱，露着胳膊腿子，笑着迎过来说：“住店呀？”说着，伸出手拽住了先生手上的包袱，那妩媚的笑里分明还有别的意思。大家似着了魔，两眼发直迈不动腿，都说：“就住这儿吧。”屋里已住了不少考生，床铺是大通铺，房钱还高。因为碍着女主人吊胃口，大家都心甘情愿交了钱。
陈独秀转了几个地方，没有找到厕所。出了门，来到一片空旷地，远远的见一个年轻女子姗姗而来，同店的一位考生竟拉下裤子，蹲在一旁。陈独秀心里厌恶，咕哝了一句：“妖孽！”生了一阵闷气，陈独秀回来和庆元说了。哥哥说：“小便胡乱找个地方方便了，若出恭，只好等晚上天黑了。”陈独秀只好等天黑出门，走到屋后无人处方便，却踩回一脚的晦气。进屋后，一屋子的人都不高兴。不知是谁在叫骂：“这么难闻，是谁假正经呀？白天不去，偏要等晚上去。”陈独秀好一阵子不自在，只好不做声，让人叫骂了一会。
躺下来后，陈独秀想起那位花枝招展的女房东，便问睡在一旁的考生。那考生轻轻地说：“我们都中了美人计了。那个漂亮姐是房主临时请来招揽生意的，等我们交了钱，早已领了赏钱拍拍屁股一溜烟了。”陈独秀说：“原来是这样。”旁人已是鼾声如雷，陈独秀翻了几个身，久久难以入睡。他想：这时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但叫我当街献宝，绝对不干。
离考试还有一些日子。第二天，陈独秀、庆元、庆元的先生等人约了一起逛街。
回到客店，昨晚和陈独秀挨铺的考生捂着肿起的脸颊，睡在床上呻吟。陈独秀问：“怎么了？”他哼了半天，说：“刚才去钓鱼巷，钱没有带够。”陈独秀一听，差一点笑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了嘴。他以前听说过嫖妓不带够钱要挨打，想不到这回真给他遇上了。
吃过晚饭，一位考生坐在窗前看上海《时务报》。陈独秀稀罕，说：“等一会给我看看。”陈独秀以前没有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他将这张《时务报》读了又读，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十分感兴趣。这一晚，他又没有睡好觉。
八月初七，考生进考棚考试。考棚被分隔成十余丈长的号筒，每个号筒隔成一个一个的号舍。每个号筒要住上近百个考生，号舍又低又矮，像鸽子笼似的排在那里。进考场时，考生吵吵嚷嚷，蜂拥而进，惟恐找不到号舍。陈独秀背着包袱左右顾盼，差一点被人挤倒，还是庆元拉他找到了号舍，代他领了试卷。这时，陈独秀已三魂丢掉二魂半。
陈独秀那条号筒紧对着一堵高墙，是一条长巷。考试分3场，一场3天，要考9天，所以考生都背了烧饭的家伙。进了号筒，考生便将铁锅挂在对面的墙上。８月的南京，正是火炉季节，中午烧饭，到处浓烟滚滚。考生为了避热，伸出身子，半探在号筒中答卷。考试第一场，庆元的先生还斯斯文文地穿着老布对襟褂子，其他考生早已把小褂子脱去了。
下午，陈独秀拿着卷子，冥思苦想，只见一个徐州大胖子全身一丝不挂，头上盘着辫子，脚踏一双破鞋，手拿试卷，在号筒中走来走去，大脑袋晃动着，口中还念念有词。陈独秀见了，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发了一阵呆。没想到在大清朝的科举场，竟有这等有辱斯文的事。“妖孽！”陈独秀心里想。这时，赤条条的大胖子，摇晃到陈独秀号舍前，猛地一拍大腿，口中念道：“今科必中。”把气喘吁吁的陈独秀吓了一跳。
这一回，昭明太子没有帮陈独秀的忙，兄弟俩双双落榜。
关东遭丧乱
从南京回来，陈独秀与高晓岚完婚。婚礼那天，陈家亲族、本家来了不少人，陈独秀的大姐夫、商人吴向荣，小姐夫、画家姜筠之侄姜超甫都来了。婚礼杂事主要靠两位已出嫁的姐姐和嫂嫂张氏操持。高登科穿了皇帝赏他的马褂，请了不少当地有脸面的人到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小名小众）也从霍丘赶来参加姐姐的婚礼。陈、高两家热闹了几天，了却了一件心事。小众活泼可爱，和姐姐性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新婚燕尔，北方的寒流就南下了。陈独秀和高晓岚一个新潮、一个守旧，度完了蜜月，两人的话也说完了。慢慢的，高晓岚有事无事便到嫂子张氏屋里坐。陈独秀乐得清静，写他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新式文章。
1898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就在这一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陈延年在大南门培德巷东口一号出世了。因庆元的3个儿子比延年大，所以延年小名叫小四子。延年脑门阔，像陈独秀，瓜子脸像高晓岚。延年的出世，对高晓岚是个安慰。陈独秀年纪轻轻做了父亲，喜上眉梢。
这时嗣父陈昔凡回家省亲，临走提出带庆元、陈独秀弟兄俩去东北。陈独秀、庆元虽是秀才，都无事在家。陈昔凡脸色慈祥，眉清目秀，鼻隆耳大，一副富人吉相。他是光绪元年乙亥（1875）恩科举人，候升知府，在辽阳州任过班升道，分省补用，以知府赏戴翎。
一次，陈独秀随陈昔凡在东北乘火车，天黑大雨，几个喝醉酒的俄国士兵将中国人赶下火车。陈独秀问陈昔凡：“中国人买了车票，为什么还被赶下车？”陈昔凡叹了一口气，说：“还有打死中国人的事。”陈独秀追问：“华官为什么不管？”陈昔凡说：“管有什么用，路权已不属于我国。”陈昔凡关照说：“庆同，你年轻气盛，不要逞强。”
1899年年底，陈昔凡见义和团大闹山东，安排陈独秀兄弟俩回安庆。“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此时正是隆冬季节，一路天寒地冻，惊鸿四野。弟兄俩日夜兼程，风餐露宿。1900年春节前夕，赶回安庆。见到弟兄俩，一身重孝的高晓岚和张氏嚎陶大哭，原来母亲查氏已不在人世了。想到母亲孤苦零丁的死去，陈独秀靠在门边，泪如雨下。
第二年，陈独秀在安庆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年底，高晓岚生下了女儿玉莹（筱秀）。
1901年春，东北安定后，陈昔凡带信要陈独秀和庆元再去。但这次，陈独秀决定去日本留学。初秋，庆元庆同弟兄俩相约启程。“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
这是弟兄俩最后一面。
第二章 天生的领袖（1901秋—1908冬）
青年励志社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
头一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励志社”。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一次，清廷派官员到日本，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一班人争着当翻译，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遂和张继退出了励志社。
秋去冬来，陈独秀和老乡桐城西乡（练潭乡）潘家楼人潘赞化一起回国。1902年初春，陈独秀回到了安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南水关道院内两幢毗连的房子。房基隔街临江，隔壁是李鸿章公馆。陈昔凡看上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这里建屋造园、怡养天年。
陈独秀回到安庆不久，与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励志社”。这些进步青年中，有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房秩五，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南京陆师学堂学生葛襄（葛涓仲）以及潘赞化、何春台等人。社址设在藏书楼。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清朝安庆地方当局的警觉，准备逮捕学社的为首分子。秋天，陈独秀和葛襄被迫离开安庆，途经南京、上海，再次去日本。陈独秀临行前，妻子高晓岚已有身孕。年底，高晓岚生了一个团团脸、活泼好动的儿子陈乔年，因为排在延年之后，取小名“小五子”。
陈独秀到南京后，和葛襄去江南陆师学堂见到了徽州人汪稀颜。经汪稀颜、葛襄的介绍，陈独秀认识了正在陆师学堂读书的章士钊。陈独秀告诉汪稀颜，自己写了2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到上海商务馆石印出版。
一个月后，汪稀颜给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弟弟汪孟邹写信，称“陈仲甫”氏为“皖城志士”，说“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年底，汪稀颜猝然去世。陈独秀写了《哭汪稀颜》诗：“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秋天，陈独秀第二次来到日本。在日本，陈独秀认识了苏曼殊、冯自由等。苏曼殊生性豪放不羁，和陈独秀在一起，常常信马由缰，大谈特谈。
天渐寒冷后，一日，陈独秀、张继、潘赞化等人闲谈。张继说：“秦毓鎏，叶澜等人近日提出成立‘中国青年会’，问我们可有此意？”潘赞化说：“既然我们不参加励志社，不如正式宣布退出来，一起参加中国青年会。”陈独秀表示赞成。中国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正对他的胃口。
除夕之夜，陈独秀和潘赞化说：“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潘赞化知道陈独秀挂记高晓岚生产的事，劝他说：“嫂子不是头一胎，家里还有孟吉夫人，你还是放宽心吧。”陈独秀说：“倒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