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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建议林伯渠作秘密党员，这也是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几个月前，戴季陶就以曾宣誓效忠孙中山为由，拒绝参与发起共产党。林伯渠十分赞成。1914年夏天，林伯渠参加中华革命党时，曾打手印宣誓五条，其中有“服从命令”，“誓共生死”条。如果孙中山知道他现在加入了别的党，会怎么想呢？
张东荪在12月15日出版的《改造》3卷4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反驳陈独秀。因陈独秀打算离沪赴粤，暂时中断了与张东荪的论战。北洋政府逼走蔡元培后，陆军部又给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密电，说：“据探报，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沪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扩张过激主义。”密电要其查禁《劳动界》，并对陈独秀“缉拿惩办，以遏乱源”。这一举动，促使陈独秀离开上海。
这年10月22日，陈炯明的粤军占领广州。11月14日，孙中山率领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孙中山去广州前几天，根据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房子很大，有许多书橱。他54岁，看上去只有四十五、六岁，身材挺秀，举止谦和，身穿朴素的草绿色青年学生制服，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远方的俄国的斗争建立联系。”
孙中山到广州不久，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广州政府的阁员是：孙中山（内务部长）、唐继尧（交通部长）、徐谦（司法部长）、伍廷芳（外交部长）、陈独秀（教育部长）、陈炯明（陆军部长）、李烈均（参谋部长）。
除了共产党陈独秀和无党派李烈均，其他都是国民党员。“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声望大增，连波达波夫将军在其本月提交给契切林的报告中，也称作家和教授陈独秀是“新大学创始者”。
接到陈炯明来电后，陈独秀给李大钊去信征求意见，同时给陈炯明写信，提出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的3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
广州政府阁员（2）
陈炯明全部答应了陈独秀的条件，李大钊复信也同意他去广东，促使陈独秀赴粤。
决定去粤后，陈独秀于1920年12月中旬处理了几件事。一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大意是说，近日要去广州，不能来长沙参加湖南青年团成立大会了。上月下旬，他还没有决定去广州，给毛泽东写信，答应来长沙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文亮，并叮嘱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和《共产党》月刊准备好，以备开成立会时用。没有想到，让他白等了两星期。
再就是把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邀到一块，将上海共产党小组和《新青年》社的事嘱托给他们。李汉俊不希望陈独秀去广州当官，见李大钊来信同意，没有办法。陈独秀请他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新青年》社的事便委托给陈望道。他叮嘱陈望道：“《新青年》这一阵子政治气氛浓厚了一些，北京同人大多不来文章了。我走后，你可以缓缓调子。”陈独秀走后，陈望道搬到陈家住，每月编辑部薪水100元。
送走陈望道等人后，陈独秀给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共9位北京同人去信，告诉他们自己将去广东，委托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社。
12月16日晚，陈独秀动身去广州，与陈独秀同行的有维经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到了广州，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起见了陈炯明。陈炯明给人意志坚强，很能自控的印象。谈吐像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认为孙中山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陈独秀先住在大东酒店，后住距离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号“看云楼”。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3人夏天刚从北大毕业，8月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经常来看陈独秀。
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都想一睹陈先生的风采。各校校长一个一个拜访陈先生，请他务必赏光，生怕陈独秀去迟，学生会骂校长无能。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来而不辞，一一答应下来。陈独秀演讲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演讲稿也是根据演讲对象临时准备。
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新教育是什么？》。这篇东西类似教育委员长施政演说，结果内容和风格上反而没有平时洒脱。他认为旧教育是个人的、教训的，因而是主观的；新教育是社会的、启发的，因而是客观的。
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回答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3个问题，要讲社会主义，是针对北京的胡适；能讲社会主义，是针对上海的张东荪；讲何种社会主义，是针对广东的黄凌霜、区声白。法政学校的学生大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宣传，对陈先生的长篇大论听得津津有味，外界不少人也来听陈独秀演讲。
这篇演讲后来刊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办的《广东群报》上。
《新青年》风波（1）
陈独秀离沪赴粤前给胡适等人的信，胡适一直到1920年12月27日才收到。这年秋以来，胡适经常生病，所以回信拖到了1921年年初。他在回信中提出《新青年》的3种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听任《新青年》办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这一条是针对《新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太鲜明而言；第二个办法，是改变《新青年》宗旨，不谈政治。这一条，北京同人原有戒约，但仲甫偏要大谈政治，所以胡适用了“改变”这个词。胡适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去年4月份，陈独秀来信中也提到搬到北京来办；前日，陶孟和谈起《新青年》听说被邮局停寄了，提出何不暂时停办？胡适觉得这可以算作第三种办法。
信写好后，胡适誊抄一份交北京同人传阅，另一份寄给了陈独秀。元月3日；在八道湾寓中的鲁迅收到胡适的信。拿着胡适的信，鲁迅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身体不好，卧床休息，医生怀疑他是肺炎。“三个办法中，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周作人说。第二个办法是把《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我以为三个办法都可以。”“仲甫不愿示人以弱，不愿发表不谈政治宣言。其实北京同人发与不发，也是一样，官场总是头痛的。”鲁迅说话时，仰着脖子看了一眼屋外自己种下的两棵花椒，现在叶已退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杆。
平时是周作人写信多，这次鲁迅给胡适写了回信。1月22日，李大钊给胡适写信道：“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这条办法就是指在京另办一个刊物。李大钊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他的用意，是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
接到胡适来信，陈独秀大动肝火：“另办刊物？办好了，和《新青年》有什么关系，不过是适之反对我个人的办法罢了。叫《新青年》发表宣言不谈政治，万万办不到，不过《新青年》分裂就是。”陈独秀在藤椅上靠坐了一会，压了一下性子，给“孟和兄”写了回信。
陈望道接到陈独秀转来的胡适信后，1月下旬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8卷4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5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
陈独秀在给陶孟和的信中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知道，胡适和梁启超交往多，经常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文章。胡适生气地说：“真是可笑，40多岁的人了，耳朵这么软。”既然陈独秀生气，胡适想，我收回其他建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该可以了吧？《新青年》现在差不多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汉译本了，听任自流，落于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手里，不如移回北京，反正也亟需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这样想着，胡适提笔给守常、玄同、豫才、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8位北京同人写信，请他们评理。
1月底一天，鲁迅到高等师范学校讲《中国小说史》；回来重看适之头天来信。根据胡适的意见，鲁迅在胡适附寄的陈独秀信上圈下自己名字，再转寄给没有打圈子的钱玄同。封口前，鲁迅写了几个字，说不必争《新青年》名目。三天后，钱玄同给胡适写信，不无生气地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他赞成鲁迅的意见，只是语气更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胡适整理8位北京同人的意见，不外三种：慰慈、一涵、守常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北京编辑；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主张在北京办，并表示不争《新青年》名目，即可以另办一个杂志。这条意见比适之意见进了一步。抚五、孟和认为，如不迁到北京编，不如停办，以不给外人话柄。
北京风波未平，上海又起风浪，这时，李汉俊的一封告急信已先期到了“看云楼”。2月初，法租界巡捕局查封了《新青年》社，没收了已编好的《新青年》8卷6号，罚款5000元，并勒令不准再在上海出版发行。不久前，李汉俊来信说，上海党组织每月需要200元活动经费，党员大多数没有职业，他想每个月从《新青年》社拨200元。陈独秀不同意，《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个月拿200元，《新青年》还办得下去吗？《新青年》没有按月出版，还欠了陈望道100元编辑费。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