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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纠纷。我们不必看别的记录，只要看《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１０２〕一篇，便知道他的长子Ｌ。Ｌ。Ｔｏｌｓｔｏｉ便是一个不满于父亲的亲母派。《回忆杂记》第二十七节说托尔斯泰喜欢盘问人家，如“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的莱阿，便是他。末尾所记的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
ｔｏｒｈｅｗｏｕｌｄｓａｙ：“Ａｌｌ
ｍ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尤为奇特，且不易解。托尔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没有进屋里去，作者又没有说这是医生所传述，所以令人觉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１０３〕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可以知道一点前年的Ｉａｓｎａｉａ Ｐｏｌｉａｎａ的情形。
这回的插图，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国的印本，卷头的一幅从Ｊ。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编的《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４〕，他和夫人的一幅从《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５〕取来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ＪｕｌｉｕｓＨａｒｔ的《托尔斯泰论》和日本译的《托尔斯泰全集》里的。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图，倘使挑选起来，该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画，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迁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见Ｇｏｒｋｙ看得很以为奇的手；耕作的图是Ｒｉｅｐｉｎ〔１０６〕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颇为有名，本期的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和藏原惟人的文章里，就都提起它，还有一幅坐像，也是Ｒｉｅｐｉｎ之作，也许将来可以补印。那一张谑画（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１０７〕，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约是以为俄国的和平，维持只靠兵警，而托尔斯泰却在拆掉这局面罢。一张原稿，是可以印证他怎样有闲，怎样细致，和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１０８〕的请女速记者做小说怎样两路的：一张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两回，临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记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国的，中国已有记事登在《无轨列车》〔１０９〕上。日本
是由日露艺术协会电贺全苏维埃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一面在东京读卖新闻〔１１０〕社讲堂
上开托尔斯泰记念讲演会，有Ｍａｉｓｋｉ的演说，有Ｎａｐｒｏｎ女士的Ｅｓｅｎｉｎ〔１１１〕诗的朗吟。同时又有一个记念会，大约是意见和前者相反的人们所办的，仅看见《日露艺术》〔１１２〕上有对于这会的攻击，不知其详。
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１１３〕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顷阅《伦敦麦考莱》十一月号，有这样几句话：”托尔斯泰研究会安排了各种百年纪念的庆祝。十月末《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在艺术剧院上演。Ａｎｎａ Ｓｔａｎ－ｎａｒｄ将《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改编剧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在皇家剧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时Ｐ。
Ｅ。Ｎ。会将为庆祝托尔斯泰聚餐，Ｇ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ｙ亦在席云。‘“又阅《纽约时报》十月七号的《书报评论》，有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大意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时，不大到法国去，因为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所以不大欢喜法国的文学。他在法国文学中最佩服三个人，就是Ｓｔｅｎｄｈａｌ，Ｂａｌｚａｃ和Ｆｌａｕｂｅｒｔ。对于他们的后辈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Ｍｉｒｂｅａｕ等，也还称赞。法国认识托尔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一八八五年又有《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和《忏悔》的法译本。Ｍ。Ｂｉｅｎｓｔｏｃｋ曾译过他的全集，可惜没有完。自从Ｅｕ
ｇèｎｅＭｅｌｃｈｉｏｒｄｅＶｏｇüｅ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国小说
论》，法国便普遍的知道托尔斯泰了。
今年各杂志上更大大的著论介绍，其中有Ｍ。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很反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说他是个梦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大致说来，对于他还都是很崇敬的，罗曼罗兰对他依旧很是忠心，与以前做《托尔斯泰传》时一样。“
在中国，有《文学周报》和《文化战线》〔１１４〕，都曾为托尔斯泰出了记念号；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有关于他的图画八幅和译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鲁迅记。
八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１１５〕，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很有意义的。
先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俄，法文学的伊发尔（Ｉｖａｎｏｖ）
和铁捷克（Ｔｒｅｔｉａｋｏｖ）〔１１６〕两位先生，我觉得却是善于诱掖的人，我们之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和《十二个》〔１１７〕的直接译本而且是译得可靠的，就出于他们的指点之赐。现在是，不但俄文学系早被“正人君子”们所击散，连译书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罢，伊发尔先生向我说过，“你们还在谈Ｓｏｌｏｇｕｂ〔１１８〕之类，以为新鲜，可是这些名字，从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已经是一百来年以前的名字了。”我深信这是真的，在变动，进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们的一世纪或者还要多。然而虽然对于这些旧作家，我们也还是不过“谈谈”，他的作品的译本，终于只有几篇短篇，那比较长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没有出版。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记念。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鲁迅。
九
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开头。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却不过是印了十本，并无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一样，有必须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机。惟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购阅的或停或续的意思，却是有的。然而现在还有《炸弹和征鸟》〔１１９〕未曾完结，不过这是在重要的时代，涉及广大的地域，描写多种状况的长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载，也正是必然之势，况且每期所登也必有两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读者是一定很能够谅解的罢。
其次，最初的计画，是想，倘若登载将来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份曾经看过的书籍。但因为译作者的生活关系，这计画恐怕办不到了，纵有匿名的“批评家”以先在期刊上横横直直发表而后来集印成书为罪状，也没有法子。确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两种：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艺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岛武郎最精心结撰的短论文，一对于雕刻，二对于诗，三对于画；附录一篇，是译者所作；插画二十种，则是编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没有。《文艺政策》原译本是这样完结了，但又见过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倘再译了出来，一切大约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来添一个附录，如何呢？但一时还没有怎样的决定。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捷足先登〔１２０〕。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
与翻刻王羲之〔１２１〕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温泉去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