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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中方人员有两名英语翻译，都是南方人，年近三十，姓名忘记了；四名后勤管理员，其中杨管理员是总负责，赵管理员负责食堂；另有八名厨师，一名女打字员，一个警卫班。从延安科学院调来两男两女年轻人，配合美军搞气象观测工作。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下发《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朱德总司令前来观看美国人表演美式枪械，在院子里碰见我：“哈，小伙子跑到这里来当外交家啦！”
中央办公厅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一开始，美军官兵都吃西餐，早餐每人两只油煎鸡蛋和油炸土豆片。他们喜欢吃开水烫洋葱和白水煮红罗卜。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黄油、饼干和饮料洋酒。厨房只用美国的酸黄瓜罐头做些酸黄瓜汤。餐厅的长条桌子上摆满了面包片、午餐肉、黄油片、牛奶和果酱。1940年我在胜利食堂学厨，知道一些西餐菜肴的做法，通过翻译，让飞机运来沙拉油和洋调料，做了土豆沙拉和几种西餐小菜。
包瑞德非常喜欢烧饼，一连吃了三天九顿，吃得我们几个管理员犯嘀咕。我说，劝一劝他，过个三五天再吃，以后还有带馅的烧饼。我让大灶厨师炒熟了核桃芝麻，擀成盐馅，给包瑞德烤了几只烧饼。包瑞德吃得高兴，把烧饼掰开让身旁的军官品尝，结果“惹祸”了，美国人都闹着要吃烧饼。好家伙，一次要烤几百只烧饼呀！
翻译带我去见包瑞德，说带馅烧饼就是他的主意。他满脸笑容，挑起大拇指：“OK，OK。”让我等一下，一起合个影。包瑞德转了一圈回来，用手比划：“照相机坏了，以后找机会照相。”
美军每人一套餐具，就是延安烧制的灰白色大磁盘，放在双层木架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牌牌。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我们找美国人要了一只汽油桶，锯掉油桶的盖子，放火烧掉桶里的油泥，在油桶外圈用青砖垒砌了一道夹层，建了个大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我们宰杀活鸡，先用细盐腌透，再用香料汤浸泡，烘烤之前还要涂抹猪油，出炉的“延安鸡”皮脆肉嫩，香气儿冲鼻子。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极受美军官兵的欢迎。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从此，飞机再也不往延安运送面包了。后来，观察组的美国人也能用筷子吃饭，喜欢吃包子，饺子。那时，我们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
观察组中方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时常吃些午餐肉罐头、黄油果酱，开了洋荤。杀猪宰牛剩下“下水”，厨师们大显身手，爆腰花、酱猪肝、脆皮大肠、水晶肚……伙食水平超过中共中央的小灶。我吃牛排猪排，觉得不如胜利食堂沙师傅烹饪的地道。
美军也有一个管理员，名字记不清了，大约叫什么“沃德”，他三十来岁，负责通知每天吃饭的美军人数。我忘不了“沃德”第一次送来午餐肉罐头。他左右胳膊各夹着十二磅重的罐头，走进我们吃饭的房间，然后用手比划着，让我们打开。他看没有人动手，就从口袋里掏出起子，当场撬开罐头，用餐刀划切，分给每一个中国人，说了声“OK”，满意地离去。“沃德”经常拎一只铁皮桶，里面装着各色罐头食品，送到中国人的大灶。
美国的番茄黄豆罐头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油煸番茄酱、加盐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国番茄黄豆的口味，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2）
“四八”空难后，我发现观察组里的中国人都有一只银白色金属茶缸，原来他们取了飞机残骸的铝皮，请新市场的白铁匠打制的。我对赵管理员说：“你帮我做一个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钱，我给多少。”
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共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美军技工训练我驾驶吉普车
美国吉普车是二战中的宠物。1942年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吉普车，只两年多的时间，盟军部队普遍装备了吉普车。吉普车结构简单，坚固耐用，采用四轮驱动，马力比同样大小的汽车大了一倍，因此行驶速度高，牵引性能优良，爬坡能力强。美军吉普车在延安，同样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美军观察组抵延安不久，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四辆崭新的草绿色的吉普车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观察组无专职司机，有时包瑞德上校也要驾驶吉普车去机场。
美军观察组的基建完工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天天泡在发电机房，帮助美军技工擦机器，摇飞轮手柄，给吉普车加注黄油，很快与美军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说半了咯叽的中国话，他指着柴油发电机向我介绍：“狗头，发电机”。我一直不知道“狗头”是发电机的品牌，或是绰号。“狗头”启动困难，有时要请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大家轮番摇动飞轮手柄，个个气喘吁吁的，柴油机才不紧不慢地冒出黑烟，转动起来。
有一天，我和技工围着“狗头”发电机忙碌，包瑞德上校从外面走进来，拍拍技师的后背，说了句英语。技师站起身，平摊沾满油污的双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开车。上校不时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脑袋，低着头听技师讲话。技工指一指我，又说了一通英语。后来包瑞德抬起头望着我，嘴里不停地说OK，OK！
第二天，翻译把我和气象台的小徐还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召集到一块。翻译说，现在美国人有四辆吉普车，没有专职司机，他们的那个技工要搞发电机，又要搞电灯线路，还要搞保养汽车，忙不过来。他们请求我们替他们开汽车。从此，我在美军技工的训练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在观察组的院子里，技工坐在吉普车上逐一讲解吉普车的操作机件和操作要领，翻译在一旁给我们翻译。经过几天的“理论学习”，我们去东关机场开始操练吉普车。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车的挡风玻璃。我第一个坐上吉普车，拧开电门，左脚踩开离合器，右脚踩“油门”，缓松离合器，吉普车呜呜地叫唤，车身颤抖起来。技工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大声喊着，翻译在身后提醒我操作要领，吉普车慢慢地动起来。技工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我把变速杆挂到高速挡，同时狠狠踩住油门，吉普车飞速狂奔。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转眼间，掠过桥儿沟，接近飞机场跑道的尽头。我想该转回去，松开油门，向左转动方向盘。没料到方向盘转动的太急了，车速又快。吉普车右侧两个轮子离开地面，忽地一下，来了个九十度的侧翻，横躺在飞机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译被甩出车外，我们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互相望着满身满脸黄土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翻译和技工一问一答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我说：“他说不怪你，没跟你讲要慢慢地打方向盘。我问他，你坐在一边也不帮小李一下。他说，刚才那个场面他也懵了”。大家跑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吉普车翻身摆正。技工又仔细讲了转动方向盘的要领，让每个人都上车练了几圈。我们天天驾车去飞机场，只几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练的驾驭吉普车了。技工让我们从延河滩捡了许多石块，他用皮尺量了距离，摆好各种路障，让我们从石头阵中穿行。技师常常在前面开车兜圈子，“中国学生”追上“美国老师”很难，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去追赶。
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可以单独驾车，代替美国人去机场接飞机。不久，运输机又运来两部中吉普。不出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技工的指导下，围着吉普车压黄油，换轮胎，给电瓶充电，用齿轮泵加注汽油。当整备好汽车后，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送我的十几张照片，可惜在东北的围场县遭遇土匪，全部销毁了。我们四个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伙计还活着？他们手中的照片还在不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留下的吉普车，后来被毛主席、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国教练”现在怎样了，要能够和他一起翻阅延安的旧照片，该多好呢！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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