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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张学良对郭松龄既“尊之为师”，又“引以为友”。
１９２０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即向张作霖推荐，调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松龄踏入了率领重兵的军旅生涯。这是郭松龄受到少帅张学良器重和倚畀的开端。李坚白分析：“于是公之初步计划始得售，获有潜滋暗长之机，乃多方固结张氏父子，以期取得军权。”
郭松龄身躯高大，面貌严肃，生活俭朴。他无论冬夏，总是穿着制服，鞋帽整整齐齐。对长官，对部下，对一般社会群众，总是严整而有礼貌。
郭松龄带兵如鱼得水。他既任过基层军官，又当过军校教官。因此，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同时，心怀大志、目标专一，对如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早已成竹在胸。郭松龄治军甚严。他厌恶军阀作风，痛恨下跪、磕头等腐败习气。不打人，不骂人，不媚上压下，不营私舞弊。官兵有违反军纪者，不徇私情，严惩不贷。郭松龄严于律己，不苟言笑。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嫖娼，不赌博。他不送礼，也不受礼。到部队校阅，也拒绝迎送。加之躯干魁梧奇伟，面生连鬓胡须，酷似西洋人，又因他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同事们戏称其为“郭鬼子”。郭松龄也偶尔在家里招待其老同学，席间对同学中有缺憾者，严加责怪，不留情面。于是，每闻郭松龄邀请，都感头痛，胆怯地说道：“这顿饭不是好吃的。”①
郭松龄在创办新军上有很多建树。首先，狠抓军事教育。整顿奉天军事讲武堂，创办军士教导队，举办军官教育班，以及军事、军医、兽医、军械等短期教育班，还创办过步兵学校。教育是根本。他采取吸收青年学生和轮训部队干部的作法，迅速地提升了部队官兵的素质。其次，定期校阅军队。除了随时到各部队视察外，每年春秋两季，正式校阅部队。对军官进行学、术两科考试。对军队，检查训练和军纪。对有差失者，严厉批评。对有严重过失者，撤职查办。大刀阔斧，厉行改革。在短期内，“三八旅”面貌一新，成为奉军的模范旅。
郭松龄又特创军需独立制度。当时的军队，军需官一向由各级主官委派，一般都是由“三爷”来担任。这“三爷”就是孩子的姥爷、舅爷和本官的姑爷。军需处也就成了军官的私人账房。郭松龄在“三八旅”任命军需行家主管军需，实行军需独立，不准长官动用公款。这是一个重大创举。在“三八旅”杜绝了克扣官兵军饷的劣行，保证了官兵军饷的按时足额发放，提高了官兵的战斗力。
郭松龄和张学良一道，广泛罗致军事人才。凡属军事院校出身的，都加以延揽，储才备用。如部队官佐出缺，即派有真才实学者升补。军官都知道自己何时可以提升，不必用心钻营，只要严于律己，严格带兵就行。由于郭松龄建立了有效的军官升迁制度，量才使用，就做到了军官升迁的良性循环。从而，在“三八旅”杜绝了军官升迁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郭松龄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该旅之成绩冠于各军，公渐露头角”。这时，“忌之者日众”。他们“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当时，奉军带兵的军官很多是胡匪出身，没有文化，不懂军事科学。他们藐视军事院校出身的军官，认为他们不能打仗。
１９２０年，直皖战起。张学良任奉天省城戒严司令，留卫队旅一部驻防沈阳，主力交由郭松龄率领开进山海关。郭松龄在天津附近小站，以一个团的兵力，围剿龙济光军两个旅，“人始惊异”。从此，名声外传。
１９２０年秋，吉林省东部地区土匪猖獗，官兵对其束手无策，甚至占领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受命，率领亲自训练的卫队旅前往剿匪，迅速肃清匪患。在这次军事行动期间，他有车不坐，有马不骑，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大为感动。由于纪律严明，官兵一路遵规守矩，不曾扰民，地方反响甚佳。因此，郭松龄声名鹊起，更加受到各方重视。
１９２１年，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奉天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司令部设在沈阳北大营。时人称之为“三八旅”。张学良事繁任重，所有两旅事务以及人员升迁调补，除大事请示张学良，一般均由郭松龄主持。郭松龄“负实际责任”。
张学良对郭松龄放手任用，信而不疑；郭松龄对张学良恭顺服从，衷心拥戴。两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甚至结成兄弟。郭松龄的一切作为，都得到张学良的无条件支持。张学良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有人评道：“交谊之深，倚畀之殷，确出常格。”
１９２２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为西路和东路两路军。东路军分为三个梯队，第二梯队司令为张学良。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奉军第八混成旅和蔡本平的奉军第四混成旅。开战前，张作霖气壮如牛，轻视直军。但很快西线败退，牵扯东线，最后导致全线崩溃。张作霖一看大事不好，就急电张学良回军粮城总部开会，把第二梯队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郭松龄。张作霖并下达了总退却令。西线已经溃不成军。郭松龄临危受命，沉着应对。当时，部队已经撤退到永定河，直军随后急追。兵未渡半，直军已至，情况危殆。郭松龄站立河干，从容指挥。一面派兵阻击直军，一面挥军抢渡湍流。穷一昼夜之力，全军平稳地渡过大河。如稍有张皇，后果不堪设想。随后，郭松龄率领第二梯队全体将士，安然无恙地整队回到驻地。同时，在山海关外打退直系追兵，才使张作霖稳坐东三省的宝座。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军张作霖发现自己部队的弱点。认识到奉军军事素质很差，“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军官大多出身绿林，不懂军事科学，只知一味蛮干。因此，虽然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也逃脱不了一败涂地的命运。而经过郭松龄训练的新军，则战能攻，退能守，表现了很强的军事素质。由此，启发张作霖走上了整军经武之路。
张作霖整编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称为东北军。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然合署办公。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北军精锐“二六旅”。
当然，和许多有才干的人一样，郭松龄也有他的缺憾。如为人刚愎自用，作风专横跋扈，心胸气度狭隘。同时，有的人认为他怀有个人野心。
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东北军共编６个军。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以魏益三为总参谋长。这就是当时东北军的主力部队“一三联军”。郭松龄军权很大，他不仅统辖第三军，还统辖第一军。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有意提高少帅张学良的权位，而郭松龄在张学良的倚畀之下，统率了东北军的全部精锐部队。即除了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和个别老派将领所统带的部队以外，所有当时属于奉天的军队，都在郭松龄的指挥统率之下。
其实，控握军事大权的郭松龄是别有所图的。张氏父子冥蒙不知，还安稳地睡着大觉。
举兵反奉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就是郭松龄在河北滦县车站举兵反奉。但到同年的１２月２３日，郭松龄就失败了，地点在关外白旗堡车站。２５日，郭松龄夫妇遇害，地点在辽中老达房。起也匆匆，败也匆匆。
郭松龄为什么举兵反奉呢？其中有远因，也有近因。
先说远因。
其远因之一是郭松龄的远大抱负。据李坚白分析：“公之由粤回奉也，实抱一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故不惜降身以求信于张氏父子。其后虽屡有倒张之企图，只以重重障碍未成事实。民国十三年冬，孙中山倡导国民会议北上至津，公承作霖命为欢迎代表。时中山主开国民会议，为公阐其意旨。公表示极端赞成，并担任以全力促张氏父子联合北方军人，赞同此主张。无如作霖瞻于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不从其计。至是，公倒张之志乃决。”①
李坚白，奉天辽阳人。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曾任国会议员。１９１７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在广州期间，与郭松龄相识，结成莫逆之交。郭松龄反奉期间，任郭松龄秘书处长，担任与冯玉祥联络事宜，曾参与订立郭冯密约。这段议论是１９２８年写的，当时未公开刊行。１９４７年才发表。李坚白和郭松龄在广州成为莫逆之交，共同拥戴孙中山，极力促成中国走向真正的共和。李坚白认为，郭松龄回奉的目的就是“暗取兵权，蓄养势力，推倒恶军阀，以进三省于真正共和之大目的”。从李坚白对郭松龄的了解程度看，这个观点是有根据的。
其远因之二是派系之争异常激烈。奉系内部大体划分为三派，即绿林派、士官派和陆大派。绿林派是张作霖的哥们弟兄，主要有吴俊升、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等，他们是老辈人物，掌握的部队量少质差。士官派，是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奉军将领，主要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熙洽、何柱国等。这一派的首领是杨宇霆。因为杨宇霆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