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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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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皖战争和直奉一战之后,吴佩孚已代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目空一切,骄横狂妄。

  1922年2月7日,在汉口,他下令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死37人,伤二百余人,开除一千余人。造成二七惨案。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二七罢工的教训是深刻的。

  曹锟和吴佩孚联手篡夺全国最高领导权。通过贿买议员,1923年10月10日,曹锟终于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的。但由此,曹锟也名声扫地,声望一落千丈。上海举行“双十节讨曹游行大会”,散发“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的传单。可见,直系军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各省的直系军阀敲骨吸髓,民不聊生,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二次直奉战前,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呼声,日益高亢,成为政治交响曲的主旋律。

  在财政上,直系军阀也罗掘无门,陷入绝境。吴佩孚于9月13日黄昏,乘专车由洛阳出发。列车三十余辆,宛若游龙,从者云集。午夜抵郑州,也许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儒将风度,也许是为部下此行壮胆,他在列车上,当着上车请示机宜的靳云鹗的面,展纸泼墨,挥毫画竹。他是很喜欢画竹的。但是,此次画竹,颇不顺利。大概因心中有事,屡画屡败,皆不满意。最后,勉强成幅,送给了靳云鹗。列车在此耽搁了4个小时。16日破晓,才慢慢腾腾地迟至北京。吴佩孚所有这些表现,都在向世人显示,他没有把张作霖当作平等的对手。这也许是攻心为上的战略吧!

  在北京等待他的是由曹锟新改组的内阁。这个内阁对直奉二战,毫无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最主要的是财政部一文不名,财政部长王克敏束手无策。曹锟昏聩无能,只知道把吴佩孚调到北京,对军费和军械一概不予过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军队需要开拔的费用,官兵需要正常的军饷。吴佩孚当务之急是筹备战争军费,这使吴佩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王克敏筹款无着,气得吴佩孚要枪毙他。可见,军费让吴佩孚十分难堪。

  为解燃眉之急,吴佩孚只得命部下百般筹措,细大不捐。先后着手进行的有8笔:以外交部哈记存款25万元作押,息借25万元;借用中日实业公司存余官款12万元;追讨山东盐商海防经费本银25万两,另算息钱;责令承办东省官引43县之3公司报效100万元,由盐运使柴勤唐办理;责成河东盐商代筹25万元,随课带缴;责令长芦盐商认筹150万元,均由盐运使张廷谔(即张直卿)办理;没收卢永祥在烟台所办济通银号二万余元,由张镇守使查抄,就近拨付关际堂经办之民船雇用费;向阎锡山乞助,仅拨到三门桥款5万元。这8笔款项,都带有强迫性质,类乎劫夺。最后,小数办到了,大数落空了。总之,仍然没有筹到应需款项。

  吴佩孚到京二十余日,日日为军费着急。前方战事吃紧,又传来九门口失守的坏消息,令吴佩孚更为焦灼。当时直军财政组主任参议是谢宗陶。他追问谢宗陶:“今事已急,款无从出,奈何?”谢宗陶反问了一句:“为之主者不出力,为之宾者有何力也?”吴佩孚追问有无非常办法,能于一二日内立刻拿到巨款。谢无奈出了个下策:“请财神耳!”吴佩孚问财神指谁,怎么个请法,谢直言答道:“由曹锟出名约北洋宿将,如张敬尧、陈光远辈,以及李纯、王占元之后人筵宴,即席勒请各借助军饷若干万元,事后由财部筹还。”这真是个馊主意。吴佩孚认为曹锟不会同意,不成。

  追问还有别的高招没有,谢宗陶被逼无奈,出了一个更馊的主意:“召中交两行负责者至本部,勒取尚未发行之中交币钞各200万元,加印军字,作军用券行使,或者勒借各100万元,亦事后由财部筹偿。”这是向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强借巨款的损招。吴佩孚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让谢去办。谢怕吴佩孚事后推卸责任,特意写了一个请示,得到吴佩孚的手书批准,然后去办。

  谢宗陶于10月9日,电约张公权、钱新之二位总理来部议事。二位不知何事,不敢不到。谢宗陶说,中交两行代理国库,并独擅钞权,值兹国难当头,协助饷项义不容辞。首先讲了一篇大道理,然后再接触实际问题。开始商议借用新发行的钞票,二行长支吾不肯;继之商以息借款项,又都说库无现金,严词拒绝。谢宗陶眼看事成僵局,就故意露出了无赖嘴脸,严厉地威胁道:“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即留,愿三思之。”说罢,拂袖径出,喝令二护兵守门,严禁其外出。实际是把二人软禁了。

  到了中午,谢进屋询问他们想好了没有,二人仍然不答应。张公权特别气愤,当面对谢喊道:“尔能枪杀我否?”谢却以市侩的口吻说道:“急矣?所求者钱,非命也!”说完,就退了出来。天到黄昏,谢忐忑不安,不知能否从他们手里弄出钱来。硬着头皮,进得屋去,探问究竟。钱新之知道打破僵局,只能妥协,便附耳对谢说道:“经与公权熟商,两行愿各借50万元,共100万元。”谢却故意强调非200万元不可,再三商量,又各增加10万元,共得120万元。谢原来担心不好收场,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乐不可支。又对二人致歉道:“司令部初非绑票,不过强借而已,千乞原谅。”①其实,这种强借和绑票有什么不同。谢把借款情况报告给吴佩孚,吴大喜。第二天,两行共送来40万元。有了这笔钱,吴佩孚才得以开拔。这个强行借款的经过,是当事人谢宗陶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谈到的,是真实无误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直军在财政上困窘到何种地步。

  和直军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相反,奉军则财大气粗、粮饷丰盈。两者相较,直军已经露出败相了。

  在军事上,直军的武器量少质差,和奉军无法相比。虽然英美给了吴佩孚不少援助,“给吴成立了飞机队,又卖给曹锟3万支枪,250挺新式机关枪”。但直军的武器多系汉阳兵工厂制造,质量差,数量少。直系各军不仅枪炮深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山西督军阎锡山索要子弹60万发。其飞机队的飞机,也仅为航空学校的实习飞机,不具备空战和轰炸能力。各师的装备极不平等,稍好些的是二十三师,枪支较多,但手榴弹也不够用。冯玉祥师的枪支就更少。在重武器上,直军的炮兵也不如奉军。“奉军的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奉军的飞机均为新式,机枪大炮也是从俄、德两国购买的。

  在军队的管理上,直军漏洞百出。即以军饷发放为例,可见一斑。当时曹锟的四弟曹锳为军需总监,即后勤部长。李彦青为军需副监,兼兵站总监。这两个人,朋比为奸,贪婪成性。平时发放军饷,李彦青都要克扣。直军共25个师,每师扣2万元,每月扣50万元,两人私分。平时在曹锟前没甚面子的,不行贿送礼的,则不发饷。发饷随其喜怒,有的一元不发。冯玉祥的部队就经常不发饷,最后被逼上梁山。有的只发几成,聊以塞责。

  有时设下陷阱,令你上套受骗,有苦说不出。有一次胡景翼去领饷,李彦青假意亲切地说:“你先将收条开下,我随后给你送去。”胡景翼信以为真,当即开了收条。但等了几天,不见军饷送来,就亲自去问。李彦青假惺惺地说:“待我为你查一查。”李彦青装模作样地查了查后说:“这钱你已领去了,这不是有你的收条吗?”胡景翼大怒,两人争吵起来,惊动了昏庸的曹锟,问是怎么回事。曹锟偏袒李彦青,也认为胡不对,责问胡道:“他没给你钱,你怎么开收条给他?”胡景翼无言以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恨恨地骂道:“我得了手,一定要枪毙李彦青。”因此,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的反吴三角同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被克扣的军饷,再经军官层层剥皮,到士兵手中就所剩无几了。由此,士兵士气低落,都牢骚满腹地说:“到了前线,给他发两枪,就算对得起他。”

  在外交上,直系虽然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当时的直军已经病入膏肓,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了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内阁总理颜惠庆邀请各国公使在国务院,召开茶话会。吴佩孚出席,说明此次讨奉,纯系以扫除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日本公使芳泽当即表示,日本对于交战双方抱不偏不颇的态度。这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吴说:“奉张为叛逆,中央明令挞伐,彼方实无对等之可言。”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外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日本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前线一时缺乏弹药,张学良同日本联系,日本提供枪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对攻打直军阵地起了很大作用。张作霖还聘请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亲临前线,帮助制定作战计划。日本也经常把探得的情报,及时通报给奉军。

  吴佩孚把外交争取的重点,放在日本上。“吴佩孚此时认为应予注意及者厥惟近邻日本,对之特下一番工夫。吴在十余年前曾识日人冈野者,延充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常居洛阳,此番一同来都,因广为介绍日人来见,其中引进有小谷氏。在表面上一时与此方似亦有接近之趋势,而其为脚踏两只船则毫无疑义”。虽然,吴佩孚在对日外交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大。日本的军部一直是支持张作霖的。

  在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上,直系的战前准备和战中调动,和奉军相比,不免相形见绌。直军的失败,可以说是注定了的。果然,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了,奉系大获全胜。奉系张作霖在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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