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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
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奉系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张作霖父子只能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此期间，奉粤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函电往来频繁。仅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发现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１１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我们看到的一封影印件，信封的正面上书“面致张总司令雨亭启孙缄”，正文用纸为大本营公用笺。文字是标准的孙中山楷行体书，布局讲究，行笔严谨，一丝不苟，雍容典雅。漏写的两个字也用小字谨慎地添在行侧。现将《致张作霖告讨贼军情并派叶恭绰前来面洽函》，抄录于后。这是孙中山派叶恭绰赴张作霖处，通报军情，感谢资助的面交信函。写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全文如下：
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唆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国贼，良用为憾。失败而后，只身到沪，犹奋我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又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至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旬日以来，石龙不守，广州危机。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军为背城之战，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
大安。孙文。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
从以上信函可以看出几点：
其一，孙中山急需张作霖的资助。尤其是在北伐途中，突遇陈炯明叛乱，如果没有张作霖的大力资助，孙中山的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张作霖对孙中山的资助是有力的。张作霖对孙中山在资金和武器上都给予了援助。曾一次给孙中山资助５０万元，以后又资助几十万元。孙中山说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不是客套话；
其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张作霖非常景仰、非常佩服孙中山，认为是开国元勋。张作霖可能有个英雄情结，对真正的英雄他是服膺的。孙中山有难，张作霖是能够拔刀相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作霖为了打倒直系曹吴，也需要和孙中山合作。
至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合作，也是有缘由的。张作霖所带之兵原属袁世凯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北洋一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本来就是老关系。此外，他们都是亲日派。在对日关系上，他们早就是好搭档。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后，奉系主张对皖系从宽处理，而且暗中同皖系建立了联系。所以，“皖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这是因为有张作霖这个保护伞。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段祺瑞由京赴津。战后，他们之间的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据亲历者回忆，张作霖给段祺瑞以很多资助，用来分化瓦解直系部队。
当时，属于皖系的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自然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１９２４年９月１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谒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款械，借给飞机，张作霖全都答应了。此时，曾召开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会议，人称三公子会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三角同盟。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里写到，他奉孙中山之命自上海乘船经大连至沈阳，拜访张作霖，是在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公子会议召开。孙科回忆他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时许世英亦衔段祺瑞命南下迎中山先生北上。是年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抵天津，晤见张作霖——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张作霖给孙科留下了既俭朴又聪明的印象。
粤皖奉三派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结成了三角同盟。
张冯密联
张作霖除成功地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外，还把目光投向了直系的内部。他想在直系内部找到一个合伙人，安上一颗定时炸弹，以备不时之需。他相中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１８８２年生。１８９７年入伍。１９１３年任陆军第七师步兵十四旅旅长。１９２１年任第十一师师长，８月署陕西督军。１９２２年５月任河南督军，１０月调任陆军检阅使。１９２３年５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１１月授将军府扬武上将军。
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取胜后，虽然地广兵众，但内部也分帮划派，矛盾重重，逐渐分化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二派联合起来，拥曹抑吴，对付洛派。以后，津、保二派又因内阁总理之争，也发生龃龉。
吴佩孚自打败张作霖后，志得意满，骄恣狂妄，不可一世。同时，对他认为不服管的部下，多方刁难。他对冯玉祥就是如此。
冯玉祥出身在贫苦之家，“早年家里奇穷”。自入伍后，要求自己很严，想干一番事业。靠着勤奋努力，逐渐当上了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痛恨“媚日祸国”的张作霖，主动请缨，率兵步出潼关，参加了直系对奉系的战争。由于牵制了河南督军赵倜的反叛，立下战功。不得已，曹吴任命他为河南督军，驻开封。冯玉祥对北洋军阀的贪婪腐败，十分痛恨。而且，他也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为此，遭到直系曹吴的歧视和猜忌。吴佩孚处处与他为难，但冯玉祥并不肯俯首帖耳。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河南督军赵倜乘直系后方空虚之机，命其弟赵杰率军从正面攻打郑州，而从背后包抄的则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这个鲍德全本来和曹吴有旧，是不应该背弃直系的。但他也和赵倜一起反直，并造成冯军的很大伤亡。郑州战役后，赵倜只身逃往上海，得以不死。
可是，鲍德全仗着和曹吴的老关系，不仅没有逃走，“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吗？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①吴佩孚本来知道冯玉祥和鲍德全嫌隙很深，却没有撤鲍德全的职，一是因为他们是老关系，二是为了用鲍德全牵制冯玉祥。不料，冯玉祥一到开封就把他杀了。后来，吴佩孚来电诘问，冯玉祥答复从未与鲍德全见面，可能已被乱军打死。吴佩孚极为不满。此其一。
冯玉祥还未到任时，吴佩孚就给他开了一纸名单，上列的全是与吴有关系的故旧私亲，推荐他们到督军署担任要职。仅留秘书长一职由冯玉祥安排。冯玉祥对左右说：“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于是，将吴佩孚推荐的人选悉数拒绝。此其二。
吴佩孚来电，让他在河南筹借８０万元款项，又说以后每月经常从河南划拨给中央２０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冯玉祥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马上复电说，他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办，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吴佩孚接到这个电报，将他恨入骨髓。此其三。
此外，冯玉祥起初欲帮助吴佩孚，曾诚恳地提出了２０项条陈，详细地陈述了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建议。不料，吴佩孚感觉冯玉祥没有恭维他，“不但没有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此其四。
由于冯玉祥在筹款的问题上，捋了吴佩孚的逆鳞。更由于吴佩孚长驻洛阳，开封近在咫尺，他对冯玉祥不放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因此，吴佩孚就把他任命为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调往北京南苑驻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颁布任命令。三天之内，冯玉祥就率队调动完毕。冯玉祥在河南督军的位置上只呆了半年，就丢了地盘，这都是因为他不买吴佩孚的账。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冯军开拔前，吴佩孚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拨助２０万元，作为他们的饷银。但当队伍调动完毕后，吴佩孚早就把他的话扔到九霄云外了。冯玉祥知道：“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但是，冯玉祥绝不屈服。他利用这段时间，聘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