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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以换防的名义，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宁人。
曹锐于３月８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军政问题，张作霖就“顾而言他”，不给曹锐谈正事的机会。没有办法，他只有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调侃地问道：“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是指曹锟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做出对亲戚不利的事来。话说到这个份上，张作霖便乘机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是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是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深知，这三个条件吴佩孚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你吴佩孚不接受，我张作霖就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予以讨伐。
曹锐返回保定后，向曹锟作了汇报。曹锟虽然感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通牒，但他还是想拖一拖，不敢下同张作霖决裂的决心。吴佩孚则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后方。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这些建议和警告，都是为了限制奉军的。因为他们知道，奉军的后台是日本。
４月３日，是吴佩孚４９岁生日。借祝寿为名，吴佩孚邀集全国直系１１省的大小军阀五百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事宜。这个会议几乎变成了直系对奉系作战的誓师会。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声。这大大地坚定了吴佩孚对奉开战的决心。曹锐也托名祝寿，看到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战事很难避免。想拉吴佩孚去保定，让曹锟加以劝阻。但吴佩孚坚决不去。会后，吴佩孚加紧调兵遣将。命所部第三师由宜昌北调；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由湖北北上；冯玉祥第十一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扣留了京汉线上的车辆，将部队迅速部署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还强行截取了京汉路收入款项３２８万元充作军费。
奉系也在加紧备战。从４月１０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张作霖以军粮城为大本营，将部队部署在马厂、静海一直到德州一带。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孙留沈代张坐镇。杨雨霆为参谋长，王树常为参谋处长。总部设有军需、军医、副官、谍报、密电、交通、文书、运粮等处。前线指挥部设在天津河北中州会馆。奉军准备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同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会合，进攻河南；另一路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共约为十二万人。张作霖此时还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直隶省长公署设在天津，曹锐在奉军进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文件撤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皖战后，直系内部在对待奉系的问题上，分为两派。曹氏兄弟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奉系予以迎头痛击。是战是和，直系内部举棋不定，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在开战之前，双方又展开新一轮的电报战。４月１９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这是在说明奉军入关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随后直指吴佩孚：“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最后建议：“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第二天，张作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动用武力。这个电报其实就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
吴佩孚也在１９日发出通电，反唇相讥：“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吴佩孚也假托人民的名义反攻张作霖，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似的。直到此时，曹锟才感到对奉军的妥协退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此，下定决心同张作霖开战。为了向吴佩孚表明态度，曹锟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①
得到曹锟的支持，吴佩孚的决心更大了。２１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应战的态度。当然，其中的田中玉、赵倜、刘镇华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２３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兄弟的同意的。２５日，吴佩孚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张作霖十大罪状》的通电，声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当天，吴佩孚就到前线督战去了。
吴佩孚早就应该到前线去，为什么迟迟未动呢？因为吴佩孚知道河南督军赵倜同张作霖暗中勾结，他担心赵倜在后方反叛。直到得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陕军第一师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各部已开出潼关，先头部队到达洛阳时，他才离开洛阳，亲赴前线。他留下手令，派冯玉祥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归其节制。冯军的迅速到达，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举妄动，吴佩孚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负起了重大作用。
奉军分为西、东两路军。西路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长辛店。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第二梯队司令邹芬，第三梯队司令郑殿升。东路军以张作相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落垡。分为三个梯队，另外附以骑兵集团。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兼，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参谋长常荫槐。第二梯队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暂编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暂编奉军第八混成旅，蔡平本的暂编奉军第四混成旅。奉军全部约十二万人。
针对奉军的部署，直军也相应地作了兵力安排。直军总司令部驻涿州，由吴佩孚直接指挥。王承斌为西路总司令，驻固安。配属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冯玉祥的李鸣钟第十五混成旅，张克瑶的第一混成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一部。他们设防在琉璃河、固安一带。东路总司令为张国溶，驻马厂。配属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董政国的第十三混成旅，彭寿莘的第十四混成旅，孙岳的第十六混成旅等。他们针对奉军的防线，在固安、牛头镇，在田家口、胜芳，在大城、子牙河等地，都作了严密的部署。直军全部约十万人。从兵力和装备看，奉军优于直军。但是，奉军管理松弛，缺乏训练，素质很差。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战事是在４月２８日夜开始的，首先进攻的是直军。２９日，双方投入大批兵力进行阵地战。从４月２９日到５月３日，直奉双方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要发表告捷电报。直军随意编造发表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
当时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马厂一带为东路，长辛店一带为西路，固安一带为中路。西路战事最烈，东路战事次之，中路稍缓。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对直军作战缺乏信心。１９２２年春，张作霖召集部下将领，商议对直作战问题。内部意见不一致。张景惠、张作相均不主战。张景惠认为奉军力量不能掌握北京全局，不如捧曹为首，自居实力地位。杨雨霆、张学良主战最力。张作霖最后决定和直系一决雌雄。但张景惠还是奔走于沈阳和保定之间，弥缝两方恶感。张景惠回京后，和战不定，犹豫不决。１９２２年４月中旬，东路各梯队已到达指定地点，张景惠才开始作战争部署。战斗就要打响，他才把司令部移到长辛店。总之，在军事行动上，他比吴佩孚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