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入京调停
当了东北王的张作霖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登上总统的宝座。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寻找机会,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大总统徐世昌电邀他赴京,对直皖两系的火药味十足的矛盾进行调解。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来京,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对双方进行调解。那么,为什么直皖两系闹得不可开交,必须有中间人进行调解呢?这就要回顾一下他们之间矛盾的由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直系首领是冯国璋,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奉系首领是张作霖。这三个军阀构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时而联合,时而争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他们都分别或参错地投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主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被日本看中。日本人认为,段祺瑞是一个可以代替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傀儡。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也迷信“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并身体力行。日本人很欣赏他这一点,认为他能够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但看到段的武力和财力都不足,为此,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段,给他金钱,送他武器,帮他训练。
段极力鼓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北京政府在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段祺瑞以参战为借口,利用向日本的借款,编练了一支参战军。参战军的总参议就是日本人坂西利八朗。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参战军迅速组建了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成了一支很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但这是段祺瑞的私人军队,是军阀武装。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实力,曾向日本秘密借款。因为这些借款都是日本人西原龟三从中斡旋联络的,所以叫“西原借款”。西原龟三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当时的大藏大臣是胜田主计。在寺内正毅内阁,“西原则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内、胜田两人筹划献计,无不采纳。他在大藏省内,可以随便命令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挥兴业等三银行的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①。
为了掩人耳目,他所办理的借款都是经过日本的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进行的。1917、1918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吉会铁路借款;吉黑金矿借款;满蒙四路借款;山东铁路借款;参战借款等。据统计,共计8项借款,借款总额达1亿4千5百万日元。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变相侵略灭亡中国的险恶阴谋。
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段祺瑞指使参会代表,对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山东问题不予提出。这就是默认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德国原来窃取的中国主权是合法的。段祺瑞的卖国行径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声名狼藉。但他不顾这些,还是一味地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
世界大战结束了,参战军已无存在的理由。为了保留这支他个人的军队,他把参战军先改名为国防军,后又改名为边防军,以欺骗舆论。并派他的心腹和门生徐树铮主管它。
大总统徐世昌虽然是北洋元老,但只是个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听命于已经下台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经段祺瑞授意,徐世昌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
本来徐世昌把他调往西北,是想调虎离山。没想到,徐树铮利用这个机会,秉承段祺瑞的旨意,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居然成了西北王。徐树铮是个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的人,做起事来,不计后果。他曾诱杀直系元老将领陆建章,并收买直、奉系的将领,对奉系首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直系首领、四省经略使曹锟都极为轻视。除段祺瑞外,老子天下第一。早在1918年,徐树铮在担任奉军副司令期间,就盗用张作霖的军费发展自己的武装,张作霖气愤地把他撤职。那时,张作霖就知道徐树铮不是个省油的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种种作法,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不满。
直系军阀也是很有实力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代之而起的是曹锟。曹锟有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将吴佩孚。这个吴佩孚可不简单,是个秀才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关键的是,他很有大局意识,很会把握局势。在同皖系军阀的斗争中,他的声名鹊起,渐为人知。从1918年8月起,他就连续发表“罢战主和”的通电,揭露段祺瑞亲日卖国的罪行,谴责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是“亡国之政策”。
吴佩孚的文武两手策略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人的称赞。直系军阀在国内的地位有所提升。曹锟的地位提升了,吴佩孚的地位提升得更快。从某种程度上讲,吴佩孚实质上已经是直系军阀的首领。吴佩孚的“罢战主和”的主张,其实是扩充他们派系势力的一个漂亮的口号,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是个有力的冲击。
当然,皖系军阀还有许多作法,都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反对。诸如,皖系军阀把持国会,安福俱乐部是皖系的一个政客组织,他们控制了国会,人称“安福国会”。还如,段祺瑞操纵内阁,逼迫内阁总理靳云鹏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段的内亲吴光新继任,以图阻止吴佩孚撤兵北上等。如此等等,直、皖两系的矛盾愈演愈烈。
此时,直、奉之间也在秘密接触,暗中往来。1920年3月,张作霖在奉天假借办寿的名义,4月9日,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先后召集八省代表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这八省都督是: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豫督赵倜。他们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表示反对的是徐树铮,而不是段祺瑞。段祺瑞当然不会上当。1920年5月,吴佩孚撤兵北上,6月进驻豫、直等军事重地。6月10日,奉军也借口“拱卫京师”,将驻扎在独流镇的4个营开往廊房。6月15日,吴佩孚偕同直军的3个混成旅旅长到保定。6月17日,徐树铮闻讯,也由库仑急忙回京,调动皖军积极备战。
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京津地区,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徐世昌才电召张作霖入京,来调停直皖之争的。
逃脱虎口
张作霖本来是站在直系一边的,现在却要亮出公正的面孔,假意进行调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张作霖是很会作戏的。6月19日,张作霖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北京东车站。北京的达官贵人纷纷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徐树铮为了表示亲近,特意到北京以东的廊房车站去欢迎。安福系的骨干交通总长曾毓隽大献殷勤,给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准备做大帅行馆。
但张作霖对皖系的政客安福系没有好感,不给面子,不在奉天行馆住,而是下榻于北京奉军司令部。到京后,张作霖便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表示此来是向双方说点公道话,以期互相让步,维持和平。徐世昌出主意,让张到保定去征求曹锟的意见,张记下了。20日,徐树铮来访张,张对徐印象恶劣,托故不见,徐很是嫉恨。
22日,张作霖到保定拜访曹锟。曹锟盛宴款待,互通衷曲。后来召开了直系督军代表会议,吴佩孚参加了。吴在会上屡屡发言,言必动情。张作霖和曹锟闻之,“均为动容”。会议通过调停政局5条:解散安福会;靳云鹏复职;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消边防军,改编后改归陆军部直辖。这5条显然都是直指皖系军政要害的,尤其是第5条,更是针对段、徐的命根子军队的。
会议请张作霖把这5项条件带回北京。23日,段祺瑞宴请张作霖。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段表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张可以当副总统。张很清醒,谈话渐入主题。张提出保定方面的5条,段说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很难。其他的,可以商量。但谈话没有结果。以后见解互有交叉,但段没有松口。
29日,徐世昌请段、张二人到公府会谈。对保定方面的5条适当地进行了修改,老奸巨猾的段没有表示反对。30日,皖系重要人物会议讨论修改后的5条办法,徐树铮坚持不能越过一个底线,那就是只能将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皖系在顽固地坚守这一最后的阵地。
这个态度,传到了保定,引起直系将领的极大愤慨。7月1日,立即发布《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内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这个通电是很讲策略的。他们把矛头对准安福系和徐树铮,而摘除了“先进泰斗”段祺瑞和西北广大将士,以缩小打击面。
几经折冲,舆论成熟,徐世昌感到可以下手了。于是,大总统徐世昌在7月4日,发布命令,调徐树铮为威远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