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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吧，有几人能用现金买下12号住宅？
这幢住宅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名册，主人无权擅自改变外观，于是他只能把想象力发挥在室内装潢上：到处都漆成紫色和橙色：装饰墙，埋入地下的浴缸，装有金丝透雕床板的大床。走进风格古朴的贝尔格莱维亚广场中央的这座住宅，你会想起《一千零一夜》中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
房间里的两种颜色令伯特大为头痛。不，他绝不会对任何人提及，更不会跟凯福特提，如果那个叫南希·李的美国姑娘不先提的话。她整个下午都在顶楼悠来荡去，吸大麻，喝亚历酒。
“怎么我看着这两种颜色有点不对劲？看得我眼皮直颤。”南希·李睡意矇眬地说。
“是这样。”伯特再也按捺不住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会使你的视觉和真实情景之间产生一种冲突。”
“我的兄弟，”凯福特用吟诵诗文般的腔调说着阿拉伯语，“大千世界何处没有冲突？”他转向南希·李：“亲爱的，你记下那个弗兰契上校每天或是隔天正午时分离开使馆办公楼，90到100分钟以后返回。那个叫简·威尔的女人也差不多是在这段时间离开和返回办公楼。”他瞟了伯特一眼。“安拉也会为你的精细观察高兴吧？”
南希·李格格地笑了一阵。“你就喜欢说笑话。”她闭起双眼。
凯福特笑着说：“我们从今天的报纸上看到美国大使夫人正在策划举办一个十分愚蠢的社交活动。我说兄弟，这个问题在你脑中转悠了准不下一千次了吧？你说这是撒旦设置的陷阱，还是安拉送来的一份奇妙无比的礼物呢？”
伯特忐忑不安地瞟了一眼南希·李，显然，她正倚在紫红色的长沙发上打盹，脑袋搁在缀有紫白两色亮晶晶的饰片的八角形靠垫上。他和凯福特走到房间另一头，从这里可以远眺贝尔格莱维亚广场。
两人注视着暮霭笼罩下马路上熙来攘往的车流。出租车、轿车、货车、巨型卡车，静静地等候交通灯由黄转绿，以便向前蠕动几辆轿车的距离。“英国人真守纪律。”凯福特轻轻吸了口气。
“像绵羊一样。”伯特口里咕哝着。
“要是有一个月就好了！”凯福特牙关紧咬，念咒般地恨恨吐出几个字。“可是从明天开始，我们满打满算只有五天了。”
“您说得对。”伯特附和道，用上了他和阿拉伯同事打交道时通常采用的策略——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他深知没有哪个阿拉伯人愿意听不同意见。“不过……还有一个办法。”
凯福特那双目不斜视的淡褐色眼睛骨碌一转，看了看伯特。“请讲。”
“您是否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突袭温菲尔德官邸？”
凯福特略一沉吟：“是的。”
“可是我们在和敌人举行几天或许几周的谈判时，温菲尔德官邸能被我们控制多久？”
“难说。”
“在此期间，敌人会用渗透的方法颠覆我们的军事力量。”
两人不再用阿拉伯语交谈，而是轻声说起生硬的英语，唯恐吵醒睡梦中的美国姑娘。
“凯福特，”伯特用理直气壮的口吻反问对方，“我们打败撒旦，难道只有掏空他的口袋一种做法？哪块石板刻上圣哲的训诫，说我们不能干掉那帮自命不凡的客人，让撒旦丢人现眼呢？”
在他们身后，美国姑娘翻了个身，响起鼾声。
凯福特迟迟没有回答。透过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伯特能看出他正在绞尽脑汁，苦苦思索。
他们是独立行动小组。凯福特理解相机行事的小组和在国内领命派到西方完成单项任务的小组之间的区别吗？后者出击时，像导弹一样对准目标，这就要求他们平时留在国内，一俟出现合适的目标便潜入敌国。因此，这种行动小组由哈加德医生这样的“赞助人”提供活动经费。他负担他们的日常开支，监督他们的行动，并且参予他们的决策。他们蒙辱含羞，乖乖地听命于他。这个哈加德如果不是银行家，也就是可兰经上贬斥的高利贷者，除此之外，又能是什么人呢？
伯特的两片薄唇紧紧抿成一条隐隐透着冷酷的细缝。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反复无常，各派之间的重大分歧，一直令他大伤脑筋。他从凯福特踟蹰不决的神情中看出，他正被错综复杂的目的和手段弄得稀里糊涂。哈加德不会有丝毫迟疑：勒索赎金是他的目标。可是一个震撼全球的政治声明，如果不与利润发生联系，就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凯福特能理解吗？
凯福特眼中闪烁着奇怪的光辉，也许是朦胧夜色映在他淡咖啡色虹膜上造成的幻觉，也许是他流露出的由衷钦佩。
“两种方法都成。”凯福特轻轻吸了口气。“哦，对！两种方式都成。真……妙。”
耐德·弗兰契离开了办公楼地下室西北角国内收入署的办公室。他刚刚和一名女办事员谈论一笔久拖未结的旧账。这位办事员目前正试图和现驻伦敦的一位美国商人结清账目。
“他耍了我们差不多整整五年。”她不满地说。“这小子叫威姆斯。在此期间换了两次工作。”
“他为什么要换工作？为了瞒报收入？”
“我们总是这样着手分析问题。”她咧嘴一笑。“这叫‘有罪推定’。”
“他们告诉我，”耐德干巴巴的语气颇令办事员扫兴，“这就是英国习惯法的基础。”
耐德心里不无遗憾地想着威姆斯，朝帕金斯那间神秘的办公室走去。打开几道锁，耽搁了一阵以后，一个栎木般结实粗壮的汉子堵住门口，只容来人朝这个略显凌乱的房间投去短暂的一瞥。
“你来打听那个车祸的情况，上校？”
“那个被撞的人怎么样了？”
“脑震荡，足踝扭伤，拇指骨折。只要医生认为他没事了，就可出院。”
“开车的那小子呢？”
那张栎木般坚实的面庞上仿佛要竭力显露什么——耐德暗忖，也许是淡淡的幽默吧？
“那小子给抓起来了，这是他第三次犯事，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很好，这回他没溜掉。”
“没溜掉？”帕金斯重复着他的话，牙缝里挤出一种类似机车嚓嚓远去的声音。“没溜掉？”他拼命按捺直往脑门上蹿的火气。“这狗杂种还指望能无罪释放呢。”他狂笑一声，脸上旋又变得漠然无神。“法案对他的约束是有限的，上校。他们不想找什么证人或证物。”
“谢谢。”
“没关系，上校。”
“再见。”
帕金斯低头看看表。“哦，该下班了。又一个星期一过去了，终于结束了。”
耐德·弗兰契不愿意不咸不淡地说上一两句社交场合常用的套话。他和帕金斯的关系，建立在双方对彼此的真实身份心照不宣的基础上，因此是极其微妙的。
耐德慢慢走上自己那层楼的楼梯，在走廊上的一扇窗前伫立片刻，眺望远处的广场。下班的人群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伦敦上班族的办事节奏深深吸引了他。不管上班下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抓紧过时间，接电话也是不慌不忙，每天总要让六七个电话响着不去接。伦敦这种悠闲从容的节奏，也许只有在哪个弥漫着古朴气息的地中海城市才能另外见到。
此刻，太阳钻出灰黑的云层，西边天上燃起一片粉红色的晚霞，这是夜幕降临前伦敦人常见的情景。“看守人”长长的身影映在草坪上，仿佛是一个稻草人，或者——耐德想起另一个奇特的形象——是一具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
没人理会这个老人。倒是有三个右翼分子挤在附近的一张长椅上，对住一只打火机相继点燃各自手中的香烟。就在他们喷云吐雾的当儿，块头最大的那个家伙站起身。此人个子和另两人差不多高，但比他们壮实，短短的脖颈，臂部的二头肌像桶一样饱鼓鼓的。他带着一股“认识老子是谁吗？”的张狂劲侧身而行，耐德见状立刻对他产生了怀疑。
耐德看着这个身材粗壮的家伙绕着“看守人”走了一圈，站在稍远的一侧，向两个同伙挑了挑大拇指，使劲眨眨眼。很快，他们缩短了和老人之间的距离。
耐德立刻想起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切姆尼兹。人的头脑多么奇怪！今早他起身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切姆尼兹的口头禅“全凭运气”。这位流亡到美国的老先生始终往他脑中塞进一些妙言隽语。
切姆尼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下面的格罗夫纳广场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不会像耐德那样将其视为施虐成性的莽汉对无力还击的弱者大打出手。他会提出一整套哲学概念，将公然动武的残忍行为与某些人对无政府状态的迫切需要等量齐观。
暮色四合，广场上行人稀少。再过几分钟，就不会有什么人打此经过，可怜的老人将只能完全听任三个流氓的摆布。
他看了看数字显示式电子表。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被当地几个流氓狠揍一气，与他有何相干？随便哪个过路的英国人都应该挺身制止：他们毕竟是他的国家的流氓。年轻人暴力袭击老年人的事在英国时有发生，或是为钱，或是因为老年人体弱好欺。
按照弱肉强食的法则，这个身上挂了两块招牌的老人看来只有挨打的分了。耐德看到那个粗野壮实的汉子朝他紧逼一步，两个同伴就在他身边。
这个“看守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一个令我讨厌的人吗？
耐德瞅见打头的家伙从右边袖口取出一截长2英尺、阔1英寸的铁棒。“糟糕！”耐德的心格噔往下一沉。他一步两级地奔下楼梯，冲出前门。
前面草坪上，打头的小子扬起铁棒，虚晃一下，猛地一挥，直戳老头的腰部。旁边的两小子早就摘下了老头身上的招牌扔在地上，乐呵呵地用脚踩成碎片。耐德大步穿过马路，左右躲闪两边驶来的车辆，朝广场奔去。他看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