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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则除非长安有被外敌攻陷之虞，否则南衙诸卫不得调入京畿道。至于在外驻扎之时的调动，若无孤王调令，则须有半数以上同平章事附议署名，其调令方能生效。”
李巨川问道：“大王的意思是，北衙常驻京畿道，南衙分布各地？”
李曜点头表示肯定，但补充了一句：“北衙驻地，除京畿道之外，鄜坊、金商两处也是”。
李巨川便又问：“那南衙十二卫的具体驻扎地，大王可已决定？”
“大体已经考虑过了。”李曜道：“蜀地方面，成都、梓州、遂州、渝州、夔州、峡州、泸州、利州各驻一卫，蜀地以北、关中以南，则兴元、凤翔、商州各驻一卫，还有一卫，自然仍是放在齐地王师范那儿，给朱温找点麻烦。”按照李曜的这个驻军安排，十二卫里面有三分之二驻扎在蜀地，这也是因为蜀地刚刚平定，不得不驻扎重兵，至于汉中和凤翔，虽然平定时间也不久，但毕竟离关中近，有四个卫驻扎，足够弹压任何可能的麻烦了。
李巨川叹道：“三十多万大军，看似庞大，一旦分散到如此大的地面，却也颇为吃紧。想当初李茂贞、王建均有十几二十万大军，如今被朝廷拿下之后，地面还是那么大的地面，兵力却只勉强剩个三分之一，也难怪……说到底，还是兵力不足。”
李曜却不同意，摇头道：“你只看到蜀地和关南兵力减少，却未看见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