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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他将储位让予睿宗三子李隆基。也因此身后得到了历史上贴切而独特的谥号——“让皇帝”。据记载，唐代历史上只有5位追谥皇帝。孝敬皇帝李弘（高宗第五子）；殇皇帝李重茂（中宗第四子）；让皇帝李宪（睿宗长子）；奉天皇帝李琮（玄宗长子）；承天皇帝李倓（肃宗第三子）。而这5位追谥皇帝之中最后一个被废毁庙祠之仪的（文宗开成四年），就是让皇帝李宪。可见李宪在当世的地位之高，可以称得上是5位追谥皇帝之首。
李宪一生中最闪耀的事迹在史籍之上却只是草草带过。《新唐书》中对此事的过程有着这样的记载：“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请。’因涕泣固让。”
由上文描述中的“臣以死请”与“因涕泣固让”不难看出，李宪避让太子之位的意志坚决，绝不是被人胁迫，抑或是迫于形势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在储位斗争异常激烈的封建时代，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是什么样的考量使得李宪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这样的考量又来源于怎样的现实环境呢？做出避让储位的决定，又会给李宪此后的生活带来哪些结果及影响呢？
依照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定，李宪将成为太子一事毋庸置疑。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从而稳定统治秩序。秦汉及其以后，除清代采取秘密立储制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基本形式。
但纵观历史，嫡长子继承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并不大，抑或是不具备现实条件，抑或是有其它人为因素在作祟。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更是很小，如秦汉两朝皇帝中仅3人为嫡出，宋代仅3人，明代仅5人。
就中国古代而言，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弑父杀兄之风以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最盛。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继承制度是依照“森林法则”弱肉强食，能者居之。而中原人则习惯于奉行出身和血统为主导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制。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便引发了较长一段时期中，继承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摇摆，其表现是非正常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过渡。
自隋开国至“让皇帝”李宪所生活的年代，对皇位的争夺就没有停歇过。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唐代高祖时的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其显著特点便是嫡长子的继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长子的挑战，其结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废，另立储君。
“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这是李宪自己对辞让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释。其中这“功”由来源于对兵权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的惯例，作为储君的他们不能拥有兵权。最初是出于对储君自身安全与国家安定统治的考虑。而渐渐的，对功臣将领的不信任使得兵权转移到了非嫡长子子嗣之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他们就有了与合法继承的嫡长子竞争的筹码。功高震主，声名远播之时，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利益冲突。
本应依照上述定论发展的储位之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却失效了。没有兵戎相见，争斗结党，而是平静异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谦让。也许是30年的世事变迁使李宪已经看惯了这一次次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不能不谈及李宪超脱这种历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宪不仅是嫡长子，而且还有着两次被立为皇储的经历。“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虽然，就这点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优势，但这两次都是武则天定立李宪为皇储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李旦变成了“武旦”，李成器也就变成了“武成器”。作为其祖母武则天法定继承人的李宪还曾有过姓武的经历。在反武势力夺得政权的当下，这两次的储君经历自然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加之自隋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对于非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李隆基做太子所遭到的舆论阻力会很小。
李宪那酷似父亲李旦的性格并不擅长与人结交。从李宪墓的壁画内容上也反映出墓主人情趣高雅，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与琴箫为伴的性格特点。与现已发掘的李氏皇族墓葬壁画相比，李宪墓壁画中没有迎宾的热闹场面，没有马球场上的驰骋争斗，只有音乐歌舞和温文尔雅的仕女形象，这与唐书记载中李宪精通音律、为人谦和谨慎，从不与外臣交结的为人宗旨、性情特征相符。李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再加上对政治兴趣不大，可以说是朝中无人。韦氏失败后，其族人韦嗣立险些被株连。李宪敬重其正直的为人，“以嗣立是从母之夫，救护免之”。而这唯一曾受过李宪恩惠的韦嗣立又被贬谪。并且从李宪对韦嗣立的救助来看，李宪为人善良，也确实不精于政治，至少没有掌控当下全局的观念。
李宪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唐隆政变，但对于李宪是否参与了拥立睿宗即位这一事件至今还无法断言。只有《资治通鉴》上有着关于李宪与李隆基一同力劝睿宗登位的记载。刘幽求对宋王成器与平王隆基说，相王应出镇天下了，“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而后“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加之李宪本人并非无能之辈，以及玄宗即位后对李宪的各种“严加防范”，我们可以猜测，李宪很可能参与了拥立睿宗的活动。即使是这样，李宪的功勋仍远远不及三弟李隆基。
李隆基有着联合姑姑太平公主荡平韦氏之乱的业绩与辅助父亲李旦重登大宝的功勋，且手握重兵猛将，极富政治头脑。李隆基有着较高的政治素养，更有亲自掌管的军队作为政治凭借。就连荣宠不衰的太平公主都“惮其英武”。与他相比，兄长李宪在政治上表现平平，几乎无所作为，一贯秉承了大唐“始祖”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总体来讲，其实力自然不及李隆基。
对李隆基而言，结交亲信，笼络大臣是他的专长。之所以能够登上太子之位，也离不开在一旁敲边鼓的大臣们。讨论立储议题时，“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圣庶抗嫡，不宜更议”。作为坚定的李隆基支持者的刘幽求向睿宗力挺李隆基登位。“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求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面提及的刘幽求只是其中一个。钟绍京，崔日用，刘幽求这些都是李隆基平定韦氏之乱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自然是以李隆基马首是瞻。例如韦安石，姚崇一类人，则是因为不攀附太平公主而后逐渐加入李隆基阵营的。
虽说当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但刚刚联手挫败韦后不到十日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尚未产生实质矛盾。由于睿宗意愿不明朗，太平公主一方也秉承同样是侄子，二者皆可的态度保持中立。朝中的萧至忠，崔湜，窦怀贞，岑羲，薛稷等要员均为太平公主一党此时都没有表态。
可见朝中形势也对李宪成为太子不利。而且，唐太宗在处理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储之事时曾采用弃而立新的方式，提出“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着，两弃之”。并以此作为祖制来沿袭。如果储位斗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重演，只会落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皇帝有着主宰世事的大权，皇帝的态度至关重要。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同样是面临平凡的嫡长子与能力出众的次子之间的抉择。明成祖朱棣却舍去功勋卓著的次子朱高煦，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虽然睿宗李旦十分认可李隆基唐隆政变中的出色表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抵万姓，赖汝之力也”。但从未吐露过自己对立储一事的态度。睿宗完全可以自己来拿捏这个事情，而他却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在审视整个事件，将决定权交予两个当事人及朝中大臣，其中不乏“公议”的味道。
知子莫若父，睿宗对此事也有着他自己的考量。对于二者的性情与能力，李旦想必十分清楚。作为父亲，他心中应该会更加倾向于李宪。这父子二人的性情实在是惊人的相似。作为皇帝，选择权利继承者却不可意气用事，李隆基自然是不二人选。正是睿宗对二人的了解，将整个事件极力促成完美。首先，李隆基登位毋庸置疑，此时睿宗抛出“公议”的意图不免有敲打李隆基之嫌。其次，也要以此提醒他要善待兄弟，不要过于锋芒外露。加之，李宪的谦让，李隆基的野心他都看在眼里。为了避免李隆基登位后兄弟间的争斗，睿宗可以借避让储位一事向李隆基讨了一个人情。也正因为如此，登上皇位的李隆基感激兄长的避让，从而使此事成为玄宗即位后，调节兄弟间误会和摩擦的缓冲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睿宗一生活在激烈权力争斗的夹缝中，此时也是这样。登位后的睿宗夹在儿子李隆基与妹妹太平公主之间，他需要凭借自己的皇帝的权威来平衡这两股政治力量，来求得生存。纵观睿宗一朝就不难发现，睿宗在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之中时常扮演着居中调和的角色。例如，在太平公主势力咄咄逼人之时，睿宗便搬出“传位太子”的话题。使得占领优势的太平公主无法招架。睿宗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尝与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这就不难看出睿宗的整体策略。历尽风雨，睿宗的亲身经历告诫着他，皇权应掌握在强者手中。如果皇帝势弱，周围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